新悟 | 乔伊斯：青睐个体生命的微观叙事
新悟 | 乔伊斯：青睐个体生命的微观叙事
《都柏林人》是詹姆斯·乔伊斯的著名短篇小说集，今年是其出版110周年。再读经典，通过分析小说的空间结构，或能提供一个阐释的新思路。
《死者》是乔伊斯著名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的压轴之作，一向颇得评论关注。小说的结尾尤其耐人寻味：作为一个不甘受缚于爱尔兰的语言、宗教和狭隘民族主义思想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加布里埃尔为什么在结尾处转变了思想，从拒绝去西部朝圣转变为认同“到了他动身西去的时候了”？是什么促成了他的这种思想转变？我们又该如何将这一转变置于爱尔兰文艺复兴的文化语境下加以调和理解？借助空间理论视角，通过分析小说的空间结构，或能提供一个阐释的新思路。
这段户外之旅将小说切割成两个半场
小说的线性情节十分简单，讲述了加布里埃尔与妻子格蕾塔前去参加莫肯姐妹的年度圣诞舞会的经历。但乔伊斯不断地借用人物的内心描画和潜层文本来打断时间进程，将时间轴的逻辑推进转变为多个共时性叙事的层层叠加，从而大大加深了小说的复杂度。与此同时，小说的空间结构还体现在上下场分割的对称结构设计上。
小说的主要情节都发生在室内：莫肯姐妹家和加布里埃尔夫妻当晚暂住的旅馆。然而，在这两者之间有一段常被评论者忽略的外部空间之旅：舞会结束之后，加布里埃尔与妻子离开莫肯家，前往预订的旅馆。这一段户外之旅自然地将小说一分为二，切割成两个半场：前半场是群体聚会的公共空间，后半场则是夫妻俩的私人空间。作为两者分界线的户外之旅精准地点出了小说中除“爱尔兰西部”之外的另一空间象征：“河对面，四院大厦威慑地顶着阴云密布的天空矗立着。”假如说爱尔兰西部代表了民族主义者向往的神圣空间、爱尔兰民族文化的最后保留地，那么四院大厦，作为爱尔兰殖民司法权的最高机构所在地，显然代表了威胁爱尔兰民族精神生存的殖民空间。
顶着阴云威慑性地矗立着的四院大厦向加布里埃尔彰显着帝国权力无处不在的压迫性在场，也提醒读者在殖民权力持续在场的背景下重温加布里埃尔与同事艾弗斯小姐在舞会上的抵牾。加布里埃尔拒绝了艾弗斯去爱尔兰西部接触民风、学习爱尔兰语的邀请，因而被后者斥责为“西部英国佬”。加布里埃尔并非如艾弗斯所批判的那样是忠实支持英国殖民统治的爱尔兰人。加布里埃尔对四院大厦又恨又畏的矛盾心理，和他对艾弗斯又逆反又困惑的矛盾心理相互交织在一起，精细微妙地传达出他这个一心追求艺术自由的文人在帝国主义权威和民族主义反抗夹缝之间的困顿心情。压抑的天空、昏暗的光线是加布里埃尔抑郁心情的外现，而挡墙、围栏等建筑物也增加了人物被拘禁、被限制的心情。他既不想受制于狭隘民族主义的目光短浅的文化要求，又不能安心接受帝国主义殖民文化的精神压迫。在两者间的左右为难造就了他这个主体的精神瘫痪。如何疗救这一瘫痪，加布里埃尔在上半场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到欧洲去，接触欧洲的语言与文化。这是一种完全摆脱本民族身份的解决办法，并不尽如人意。
而在小说下半场的私人空间，夫妻俩摆脱了舞会的人声嘈杂得以在旅馆独处，两性关系取代了公共空间的政治话语，成为下半场的主要话题。情欲沸腾的加布里埃尔求欢未果，却意外得知来自西部戈尔韦的妻子曾经有一个深情的追求者，而且这个人还为她淋雨死去。在听格蕾塔讲述她的这一西部经历时，加布里埃尔的心情历经愤怒、讥讽、自惭等种种心境，最终过渡到宽容和共鸣。小说至此转入结尾，加布里埃尔从室内透过窗户看向户外空间，意识到大雪开始普降于从东到西的整个爱尔兰大地，同时考虑“到了他动身西去的时候了”。
空间的并置也将两种西部想象并置
对于这个经常被引用的著名结尾，评论众说纷纭。事实上，艾弗斯的西部与格蕾塔的西部并不能完全等同。这两者被太多的既往评论混为一谈，因而值得格外关注。如果说艾弗斯的西部是民族主义话语中的空洞、符号化的西部，那么格蕾塔的西部则可以被视为活生生的、现实的西部。它无关政治、语言或者宗教的纷争，却有着翔实的、活生生的生活细节。我们能看到米迦勒·富里那双又大又黑的眼睛，也能像加布里埃尔一样栩栩如生地在脑海中想象“一个年轻男人站在一棵滴雨的树下”。
《死者》前后两个半场将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并置起来，空间的并置同时也将两种版本的西部想象并置在一起。相对于艾弗斯的空洞政治话语，显然后半场格蕾塔的活生生的西部在促使加布里埃尔的“西行”转变中起到了决定作用。假如加布里埃尔在结尾处的西行考虑是一种对于爱尔兰民族认同的回归的话，那么他所认同的爱尔兰也不是艾弗斯所推崇的符号化的西部，而是由有血有肉的个人故事组成的活生生的爱尔兰。相对于上半场中“到欧洲去”的完全抛弃民族身份的解决办法，这种回归真实西部（而非符号化西部）的民族认同做法更为打动加布里埃尔。
这一解读与加布里埃尔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文艺主张相一致：打动人心的永远不是空洞的政治话语而是活生生的人的故事。同时，这一解读亦与《都柏林人》的整体文本精神相一致：乔伊斯用15篇故事记录的便是具有高度个体特异性的个人故事，并将它们并置联结为一个具有多重立面、复杂维度的立体都柏林，以期实现对活生生的爱尔兰精神的刻画。同样地，乔伊斯本人离乡去国，他想要摆脱的只是狭隘政治话语的束缚，而他的爱尔兰故乡却因着本真的个性生命而鲜活长久地存活于他的记忆以及作品中。这种对于个体生命微观叙事的青睐和尊重在当代爱尔兰文坛得到了更加明显的推崇。当代爱尔兰作家对乔伊斯衣钵的继承不仅仅停留于语言实验的层面，也深入到题材和文艺道路的选择。在《都柏林人》出版一个世纪之后，乔伊斯的文化后辈们集体举起了去宏大叙事的旗帜，成就了当代爱尔兰文学的微观转向。
空间视角的引入能够很好地帮助我们理解乔伊斯如何用空间化的结构和展开方法，将简单的线性情节叠加成层次丰富、内涵深刻的多重文本，并能给我们提供宝贵的新灵感，促使我们重新审视乃至修正对文学经典的一些固定看法，从而在经典文本的阐释中读出一些新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