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拐记忆如何通过法律找回？

被拐记忆如何通过法律找回？

近日，一起震惊全国的拐卖儿童案件再次引发了社会对被拐儿童寻亲问题的关注。2024年1月8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余华英拐卖儿童案作出二审裁定，发回重审。法院认为，原判遗漏了余华英其他拐卖儿童的犯罪事实，部分事实不清楚，为查清全部犯罪事实，应予重审。这一案件不仅揭示了拐卖儿童犯罪的恶劣性质，也凸显了法律在帮助被拐儿童找回亲人的关键作用。

余华英，1963年出生于云南，21岁时她与重庆男子王加文结婚，后生下一女。1992年，王加文涉嫌盗窃被抓后，余华英开始外出打工，并结识了龚显良。两人同居期间，余华英生下一个男孩。而就是这个她的亲生骨肉，竟成了她和龚显良面对生活拮据时贩卖的第一个孩子。就这样，通过中间人，他们把自己的亲生骨肉送到了河北邯郸，换得了五千元报酬，也开启了他们拐卖儿童非法敛财的罪恶之旅。

从1993年到2003年十年间，余华英和龚显良、王加文多次前往贵州、云南、重庆等地拐带儿童，他们往往会选择在一个城市租房住一段时间，然后混入当地社会圈子，物色潜在目标。贵州省都匀市的这座百子桥有着200多年的历史，是当地人祈福求子的地方，可就是在这座象征好运的桥边，余华英和龚显良拐走了当地人陈丙连的儿子。

1994年7月19日，陈丙连在百子桥上摆摊做生意，因无人在家，她11岁的大儿子肖正涛带着5岁的弟弟肖正俊在百子桥附近玩耍，这时突然出现了三个陌生人，热情地递给孩子冰棒。几分钟的时间, 陈丙连的小儿子就被一根冰棒拐走了。此后二十余年，夫妻俩几乎花光了所有的积蓄寻找儿子，辗转福建、山东、广东多地，他们还将儿子的照片制作成扑克牌，只为能有一丁点儿子的下落，但始终杳无音信。

一边是被拐走孩子的家庭陷入无尽的痛苦，另一边余华英和龚显良开始更加肆无忌惮、丧心病狂的犯案。在他们拐卖的儿童中，有高达5对是兄弟或者兄妹一起被拐走的。贵州都匀的修鞋匠罗兴珍的一双儿女——华兰和华白就是其中一对。罗兴珍：余华英说的是华白卖了6000元，华兰卖了3000元。27年里，罗兴珍为了等待自己的孩子回家，在都匀市长途客运站门口竖起寻亲的牌子，摆摊修鞋。而如今，在公安机关的帮助下，找到了华兰与华白。

而据公诉机关指控，余华英每次实施拐卖儿童活动的时候，还会把自己的女儿带在身边。利用孩子之间天然亲近感，拉近与被害人的关系。检察员：余华英作案时还带着自己年幼的女儿，降低被拐儿童及亲属心理防备，为其实施拐骗提供有利条件。利用孩子之间天然亲近感，以一起玩为由将被害人拐走，利用年幼的女儿作为犯罪工具足见其险恶用心。

据公诉机关指控，余华英他们每次作案时，瞄准的大多是父母整日在外工作，家中无人照顾的孩子。而这其中就包括杨妞花。杨妞花：余华英，你还认识我吗？余华英：我认识。杨妞花：你叫余华英，我整整记了26年，我一直都记得的。1990年出生于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的杨妞花，家里有父母、姐姐共四口人。在她5岁时，父母为了让她和姐姐能有更好的生活条件，举家搬到了贵阳，却没成想在贵阳遇到了人贩子余华英，毁了原本幸福的一家人。

1995年冬天，杨妞花家隔壁搬来了一对母女，阿姨说话很温柔，她的女儿年纪也和杨妞花相仿。这位阿姨经常趁杨妞花爸妈不在家的时候，带着女儿找她来玩。而这位看似温柔的阿姨正是余华英。随后的十几天时间里，余华英和杨妞花一家迅速熟络起来。一天余华英提出要带杨妞花去买织毛衣的签子。杨妞花没有多想，就跟随余华英一起坐车外出。而等俩人上车之后，曾经温柔的阿姨却忽然换了另外一副面孔。杨妞花：她瞪着我，她的三角眼能把黑眼珠盖上，尤其是她用大的声音恐吓我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恐怖，所以我记住了她的长相。1995年冬天，余华英以3500元钱的价格，通过中间人把杨妞花卖给了河北邯郸一户姓李的人家。但她一直记得在贵州的父母和姐姐，以及曾经的那些温暖记忆。

22岁时，杨妞花组建了自己的家庭，生了三个可爱的儿女，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她深刻体会到了为

面对这样的困境，法律成为了揭示真相和维护权益的重要工具。无论是被遗弃还是被拐卖，当事人都可以通过法律手段寻找真相，包括向公安机关报案、寻求律师援助以及利用DNA比对技术确认血缘关系。

根据《刑法》第四百一十六条的规定，对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负有解救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接到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及其家属的解救要求或者接到其他人的举报，而对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不进行解救，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这一规定明确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接到相关报案时的法律责任，为被拐卖儿童及其家人提供了法律保障。

当发现孩子失踪或怀疑被拐卖时，应立即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公安机关应当立即以刑事案件立案，迅速开展侦查工作。同时，人民检察院要加强对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的立案监督，确保有案必立、有案必查。

DNA比对技术是近年来寻亲工作中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全国打拐DNA数据库的建立，为被拐卖儿童及其家人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通过采集被拐卖儿童及其亲生父母的DNA样本，进行比对分析，可以准确识别血缘关系，帮助失散家庭重聚。

以浙江省台州市公安局路桥分局刑事科学技术室副主任柯伟力为例，他通过DNA技术帮助792名寻亲者找到亲人。柯伟力曾说：“尘封的物证也会说话”，从一条勒死死者的毛巾背面提取到关键物证，从被遗弃的行李箱塑料内层角缝中找到凶手血迹，甚至刮下过一大片墙皮……从警以来，他经手检验的生物物证超过1万件，为2000多起刑事案件提供重大破案线索；5年里，他直接助力破获命案积案46起。

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民警杨帆也通过生物物证技术帮助失散家庭重聚。2021年10月22日，在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会议室，上海市民胡先生焦急地等待着即将见面的亲人。另一边，江苏句容的方姓兄弟也正在赶来上海。这段寻亲故事，还要从一次求助说起。时年63岁的胡先生，从懂事起就知道自己是被父母领养的，找到亲生父母一直是他的心愿。他用了很多办法，始终没有找到。从青丝等到白发，寻亲成为胡先生的心结。2021年7月，胡先生得知公安部正在开展“团圆”行动，市民可以免费采血，在全国比对寻亲。胡先生向上海警方求助，民警为老胡登记了信息、采集了血样，然而经全国打拐数据库比对，并没有比中结果。杨帆提出使用团队历经数年自主研发的“复杂亲缘指数计算软件”试试。杨帆利用该算法，借助全国优势资源进行样本比对排查，发现江苏句容42岁的方先生，可能与胡先生属于同一个家族。他怀疑，方先生与胡先生可能存在亲缘关系。通过信息比对，民警在句容找到了时年69岁的方老先生和他的兄弟姐妹们，其中年龄最大的已经82岁，最小的也有58岁。随后，杨帆又设法重建已去世的方家父母基因模型，再与胡先生生物样本进行比对。2021年10月22日，胡先生终于与专程从外地赶来的两位同胞兄妹含泪相拥。这也是“团圆”行动中，上海找到的失散时间最久的一家人。九兄妹在时隔63年后重新团圆。“可以确定双方的生物学亲缘关系……”杨帆说，每一次的认亲现场，他在宣读鉴定结论时，眼眶都是湿润的。他感受到了自己工作的意义。自2021年“团圆行动”以来，杨帆团队已为230多个失散家庭重新团聚，提供了有力科学依据。

对于被拐卖儿童及其家人来说，进行DNA采样是一个简单而重要的步骤。以临夏缘证生物DNA鉴定中心为例，DNA鉴定的过程包括咨询、收集并提交样本、缴纳费用、实验室鉴定、数据分析和出结果等环节。个人隐私DNA鉴定的费用在2000元-2400元之间，一般48小时内出报告；司法DNA鉴定费用在2400元-3600元之间，一般3-5个工作日出报告。

在寻亲过程中，寻求法律援助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专业的律师可以提供法律咨询，帮助收集和整理证据，代理相关诉讼，为寻亲之路提供法律保障。根据《刑法》第四百一十六条的规定，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和阻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的立案标准和处罚措施，为被拐卖儿童及其家人提供了法律依据。

通过法律途径找回被拐的记忆，不仅需要个人的努力，更需要社会的支持。政府、公安机关、法律机构和民间组织都在为这一目标共同努力。无论记忆是否模糊，无论时间过去多久，法律和科技始终是寻亲路上最坚实的依靠。如果你或你身边的人正面临这样的困境，请勇敢地迈出第一步，向法律寻求帮助。因为，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