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梁启超：戊戌变法的双璧与分途
康有为、梁启超：戊戌变法的双璧与分途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年。这一年，两个名字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康有为与梁启超。他们共同推动了光绪帝实行戊戌变法，试图以君主立宪制挽救风雨飘摇的大清王朝。然而，这场维新运动仅持续103天就被慈禧太后镇压，康梁二人也从此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他们的合作与分歧，不仅影响了彼此的命运，也深刻塑造了中国近代史的进程。
合作：维新运动的双璧
康有为与梁启超的初次相遇，是在1895年的北京。这一年，甲午战败的阴影笼罩着整个国家，康有为与梁启超等人联名上书光绪帝，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史称“公车上书”。虽然这次上书没有直接效果，但却开启了康梁合作推动变法的序幕。
康有为以他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等著作，奠定了维新运动的理论基础。他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提倡借鉴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进行变法图强。梁启超则在各地组织强学会，创办《时务报》，大力宣传维新思想，成为康有为的重要助手。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正式宣布实行变法。康有为被任命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负责草拟变法诏书。梁启超则在湖南主持时务学堂，推动地方改革。两人一北一南，共同推动光绪帝实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改革措施，史称“百日维新”。
分歧：从并肩战斗到分道扬镳
戊戌变法的失败，不仅终结了光绪帝的维新梦想，也改变了康有为与梁启超的命运。康有为逃往天津，后辗转至香港；梁启超则在日本驻华公使馆的保护下东渡日本。流亡生涯的开始，也标志着两人合作关系的终结。
在流亡期间，康有为与梁启超在政治策略上出现了明显的分歧。康有为坚持保皇立场，主张通过光绪帝复辟来实现君主立宪。他成立了保皇会，积极在海外筹款，试图联络各国势力支持光绪帝复位。然而，康有为的保皇主张在辛亥革命后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他甚至一度支持袁世凯称帝，这使得他在政治上逐渐边缘化。
梁启超则在流亡日本期间，思想发生了重要转变。他开始反思戊戌变法的失败，认为中国的问题不仅在于制度，更在于国民素质。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创办《新民丛报》，提出“新民”思想，强调通过教育和思想启蒙来改造国民。他主张建立“国民国家”，强调民权的重要性，逐渐从保皇转向立宪派立场。
辛亥革命爆发后，康有为与梁启超在回国问题上也产生了分歧。康有为坚决反对革命，主张维护清朝统治；而梁启超则认为革命已成事实，应积极投身于民国建设。1912年，梁启超回国参与民国政治，先后担任司法总长、财政总长等职务，而康有为则直到1914年才回国，且始终未能在民国政坛有所作为。
思想的分野：从师徒到论敌
康有为与梁启超的思想分歧，不仅体现在政治立场上，更在学术思想领域表现得淋漓尽致。康有为坚持儒家传统，主张通过“托古改制”来实现社会变革。他的《大同书》构想了理想的社会蓝图，但其思想仍带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
梁启超则在流亡期间广泛接触西方思想，深受进化论和实证主义影响。他在《新史学》中批判中国传统史学的弊病，提倡建立新型的史学体系。梁启超强调“民史”研究，反对单纯的“君史”研究，主张史学应服务于国民教育，以激发国民的爱国热情和主人翁意识。
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新史学》，提出“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的著名论断，彻底否定了中国传统史学的价值。这一观点与康有为坚持的儒家史学观形成鲜明对比，两人在学术思想上的分歧日益扩大。
历史的评价：双璧的光芒与阴影
康有为与梁启超，这对戊戌变法的双璧，最终在历史的洪流中分道扬镳。康有为坚持保皇立场，晚年甚至支持袁世凯称帝，这使得他在政治上逐渐失去影响力。梁启超则在民国政坛上继续活跃，成为立宪派的重要领袖，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做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历史的评价往往充满争议。康有为的保皇立场虽然保守，但他的维新思想和托古改制理论，对晚清政治改革产生了深远影响。梁启超的新民思想和史学革新主张，则为中国近代思想启蒙和学术转型开辟了新的道路。
康有为与梁启超的合作与分歧，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段复杂而精彩的历史。他们共同推动了戊戌变法，又在流亡生涯中走向不同的道路。他们的思想和行动，不仅塑造了彼此的命运，也深刻影响了中国近代史的进程。正如梁启超在《三十自述》中所说：“吾师康有为者，其思想之真确、议论之宏通、文章之奇肆，固自有其独立之价值也。启超于其学说，固多不苟同，然其人格，启超终未敢议。”这段话，或许是对这对戊戌双璧最恰如其分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