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包拯办案背后的“神操作”

创作时间:

2025-01-21 19:32:51

作者:

@小白创作中心

揭秘包拯办案背后的“神操作”

包拯，字希仁，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清官和政治家，以其公正无私、铁面无私的形象深得民心。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法官，更是一个文化符号，代表了正义、廉洁和智慧。在包拯的众多传奇故事中，最令人称道的是他在复杂严谨的宋代司法制度下，如何通过“神操作”实现正义。

宋代司法制度的严谨性

宋代的司法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宋太祖、宋太宗吸取唐末五代弊政的历史教训，大力加强法制建设，创立了颇具特色的法律制度。在立法程序、立法技术、立法规则方面都有许多创举。在中国历史上，宋代第一次在司法职能部门大理寺、刑部之外建立起专门的法典修纂机构——编敕所。这是宋代立法制度完备的一个标志。宋代在立法活动中设置专门机构，对法典详加讨论，汲取既往法精华，根据社会发展需求，及时调整不适应条款，重视当代法的完善。立法过程中广泛征求修改意见，这种举措可以集思广益、减少立法失误、提高立法效率，反映出宋代立法的慎重。

宋代法律体系的详备，是秦汉后一个新的高峰。叶适曰，宋代“今内外上下，一事之小，一罪之微，皆先有法以待之”。宋政权建立后，仍然继续唐后期以来的做法，大量编纂皇帝制敕，制定成法典，谓之“编敕”，用以调整社会秩序。其修纂规模之大、数量之多，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宋以后周《显德刑统》为基础修订了第一部普通法法典《宋刑统》，将其中仍旧适用的律作为基本大法，继续沿用；同时不定期地把陆续颁布的、与法律有关的单项散敕加以整理，经过立法程序，将适宜普遍使用的部分修成编敕，对《宋刑统》及其他常法中不适用的内容作局部修改，或者补其不足，以便及时地把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法律化，用以调节社会矛盾、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维护统治。

翻异别勘：宋代司法的慎刑精神

在宋代众多司法制度中，翻异别勘制度尤为独特。这一制度体现了宋代司法的慎刑精神，尤其是防止错杀死刑犯人，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翻异别勘是宋代另一个极富特色的司法制度。宋代州以上的政府，往往设置多个法院。州一级通常是以录事参军为首的州院和以司理参军为首的司理院。当犯人在某个法院（或是州院，或是司理院）受审时遇到障碍，或在录问时喊冤，则必须由另一个法院重新审理。如果再次喊冤，或临刑时称冤及家属声冤的，则必须由上一级的提点刑狱司等监司派官复审。这一过程称为“移推”或“差官别推”。

南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南康军（今江西都昌县）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刑事案件：一个名叫程念二的平民被杀身亡，而嫌疑最大的，是他的妻子阿梁和奸夫叶胜。但更加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件杀夫案竟然前后审理九年，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往返多次。

阿梁案发生后，很快便被送到南康军司理院审理。由于宋代司法实行鞫谳（jū yàn）分司制度，将司法案件的审理分为推问勘鞫和检法议刑两大程序，地方上常常分别由司理参军和司法参军负责，实际就是审与判分离。审明案情的这一司法活动在中国古代又称为“推鞫”“推勘”等。因此，司理参军又称为“鞫司”（也称“推司”“狱司”），司法参军称为“谳司”（或称“法司”）。司理参军的主要职责就是将案情审理清楚，并对其真实性负责。至于案件该适用哪条法律，判处何种刑罚则是由司法参军考虑。

按照这一制度，南康军司理参军对阿梁案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和审讯。最终审讯出的基本案情是：丈夫程念二本来身体有病。叶胜在行凶杀害程念二之时，阿梁若无其事地抱着儿子在门外徘徊长达半个时辰之久。等到程念二出声呼救时，阿梁才随声呼喊求救，但为时已晚，此时程念二已经伤重身亡。而且更为关键的是，在审理过程中，阿梁供认其与叶胜通奸，合谋杀死丈夫。

审理程序推进到这里，司理参军的职责可以说已经完成。为了防止推勘过程中的不法和错误而导致冤假错案，宋代在推勘和检法两大程序之间，设置了录问程序，即由与案件审理无关系的官员再次对案情进行审查。录问之制大概起于五代。后唐天成三年（928）七月十七日敕文：

“诸道州府，凡有推鞠囚狱，案成后，逐处委观察、防御、团练、军事判官，引所勘囚人面前录问。”

宋代继承了这一良法，并逐步进行完善。录问之前，负责录问的官员须先审查案状，事无可疑，再提审囚犯，读示罪状，令实则书实，虚则陈冤。不仅如此，州、县二级的录问程序也有所不同：县一级徒罪以上的案件，由县令及其属官聚问，没有疑问方将案件送到州；而州一级从真宗大中祥符九年（1016）开始，严禁以该州所属官员录问，必须由邻州选官负责。其目的就在于将审讯阶段发生的错误一一纠正，防止带到下一程序，最终造成冤假错案。

然而，在录问阶段，阿梁推翻了自己的供词，喊称自己冤枉。于是，本案启动“翻异别勘”的程序。

除“鞫谳分司”外，翻异别勘是宋代另一个极富特色的司法制度。宋代州以上的政府，往往设置多个法院。州一级通常是以录事参军为首的州院和以司理参军为首的司理院。当犯人在某个法院（或是州院，或是司理院）受审时遇到障碍，或在录问时喊冤，则必须由另一个法院重新审理。如果再次喊冤，或临刑时称冤及家属声冤的，则必须由上一级的提点刑狱司等监司派官复审。这一过程称为“移推”或“差官别推”。这一程序实际上是司法机关自动复审，体现了传统的慎刑精神，尤其是防止错杀死刑犯人，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

阿梁在录问时翻异，案件自动重审。关于重审的细节，由于史料所限，我们不得而知。但这次重审时阿梁并未再次翻异。至此，案件终于完成了审讯的步骤，进入检法议刑程序（也就是量刑）。司法参军根据推鞫程序中审明的案情，检索出可以适用的法条。由于宋代编敕盛行，法律条文繁杂，司法参军的职责就显得尤为重要。阿梁案涉及通奸及谋杀亲夫情节。按《宋刑统·贼盗律》规定：

“诸谋杀周亲尊长、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父母者，皆斩。犯奸而奸人杀其夫，所奸妻妾虽不知情，与同罪。”

该条法律之下还有一条关于通奸杀人的注：

“犯奸而奸人杀其夫，谓妻妾与人奸通，而奸人杀其夫，谋而已杀、故杀、斗杀者，所奸妻妾虽不知情，与杀者同罪，谓所奸妻妾亦合绞。”

所以阿梁的刑罚最重判斩刑，最轻也是判处绞刑。其区别在于阿梁是否知情，即阿梁抱着儿子在门口徘徊半个时辰的行为究竟是不知丈夫被杀，还是为叶胜望风，这决定了刑罚的轻重。因此，该案作为疑案被上报到中央。大理寺、刑部经过讨论，向南康军行文，判处阿梁斩刑。然而，在案件宣判时，阿梁再次翻异。案件不得不再次重新审理。我们不禁要提出疑问，阿梁一个弱女子，如何敢于一次次对抗地方乃至中央的判决？

翻异别勘虽然是法律明文规定，也是犯人的权利，但为了防止其滥用，对允许翻异的次数进行了限定。《宋刑统》规定：

“应犯诸罪，临决称冤，已经三度断决，不在重推限。”

可见宋初规定翻异次数最多为三次。到了南宋孝宗时规定：

“囚禁未伏则别推，若仍旧翻异，始则提刑司差官，继即转运司、提举司、安抚司。或邻路监司差官，谓之五推。”

这时，翻异次数改为五次。但制度与实践常常并不一致。在实际司法审判中，翻异有时多达六七推而不能决。这是阿梁案久拖不决的制度性原因。

此时，时间来到淳熙六年（1179），朱熹做了南康军的新任知军，他对阿梁案态度坚决，认为应该依照中央的判决，判处阿梁斩刑。于是，他向孝宗皇帝上书，表达了对该案的看法：

“夫人道莫大于三纲，而夫妇为之首。今阿梁所犯穷凶极恶，人理之所不容。据其审词，自合诛死，无足怜者……乞降睿旨，只依元降指挥处斩施行，不惟得以蚤正典刑，使奸凶之人不得以迁延幸免，亦以耸动群听，使众著于人伦之义。”

朱熹作为理学家，从三纲五常的角度痛斥阿梁的行为，要求不再重审，并对阿梁处以极刑，以为警示。但即便儒家伦理如此，即便朱熹是南康军最高长官，该案也必须按照法律程序进行。因此，阿梁便一次又一次地翻异，案件也一次又一次地重审。直到淳熙八年（1181）朱熹调离南康军时，阿梁案依然处于未审结的状态。

淳熙十四年（1187），阿梁案的审理已达九年。阿梁本人前后翻异多达十次。案件当事人之一的叶胜也死在狱中。到了第十一次重审时，由江东提刑耿延年主审。由于该案当事人仅剩阿梁一人，其供词无法验证。在十次翻异别勘中，主审官也经历多人，牵连甚广。于是，耿延年将审理的案情上报中央，奏请皇帝裁决。刑部在向宋孝宗提交的报告中言道：

“今若便以提刑司所勘为据，则十次所勘官吏皆合坐以失入之罪，干连者众。以一人所见而易十次所勘，事亦可疑；若不以提刑司所勘为据，则又须别差官再勘。叶胜既已瘐死狱中，阿梁得以推托，淹延岁久，追逮及于无辜，委是有伤和气。窃谓九年之狱，十官之勘，不为不详矣，而犹有异同，则谓之疑狱可也。夫罪疑惟轻，则阿梁当贷死。既不死，则所有前后推勘官吏亦难坐以失入之罪。乞自圣裁。”

孝宗皇帝最终下达了一锤定音的判决：

“南康军民妇阿梁特贷命，决脊杖二十，送二千里外州军编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