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余万字排日账里的19世纪：刘永华教授还原徽州乡民生活

三十余万字排日账里的19世纪：刘永华教授还原徽州乡民生活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刘永华教授最近出版的新书《程允亨的十九世纪：一个徽州乡民的生活世界及其变迁》，以细致入微的笔触，再现了19世纪徽州一个普通乡民的生活世界。这部历时十六年完成的力作，不仅展现了程允亨及其家人的生活细节，更揭示了那个时代乡民生活的实际境况及其变动。刘永华教授的研究，为我们理解19世纪中国乡村社会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刘永华教授的这项研究始于对徽州文书的发现和解读。在田野考察过程中，他偶然发现了一组独特的文献——排日账。这种文献在当地被称为“农民日记”，记录了农户每天的收入与支出、天气、行事等信息。与常见的家用账不同，排日账还记录了日常行事，但不涉及记录者的内心感受。尤为重要的是，这些文献多出自没有功名的普通民众之手，是了解普通民众生活的重要史料。

刘永华教授在徽州田野考察中陆续搜集到一些排日账，但这些材料内容较为零散，通常仅有一两年的记录。相比之下，他用于研究的程家排日账具有独特价值：来自同一个农户，记录者为祖孙三代，时间跨度长达六十余年（1838-1901年），内容翔实，共计三十多万字。这些珍贵的文献为重建19世纪中国农户的生活世界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在研究过程中，刘永华教授采用了“个体层次的整体史”写作方法，试图糅合微观史、整体史与民族志的书写方式。具体而言，他以程允亨的生命历程为经，生活世界为纬，系统呈现了程允亨生活世界的不同面向，包括生计活动、饮食穿着、人际关系、仪式实践、时空观念、读写能力等。同时，他还细致呈现了程允亨从出生到成婚、分家到去世的生命历程，并在其生活世界的不同面向中，穿插论述个体生命史与重要历史事件、王朝制度和长时段历史进程之间的交错关系。

这种研究方法的创新之处在于，它不仅关注个体和家庭层面的微观细节，还试图呈现一个整体的社会图景。通过这种“个体层次的整体史”方法，刘永华教授成功地将微观诠释与整体史分析相结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19世纪中国乡村社会的全新视角。

刘永华教授的研究揭示了19世纪徽州乡民生活的多个层面。在社会经济方面，程家的经历显示了一个与国际市场关系密切的东南山区乡村发生的社会经济变迁。由于山乡独特环境的影响，早在18世纪以前，乡民的生计方式就比较多元。水稻、大小麦的连作，向来是此地乡村经济的重要部分。美洲作物特别是玉米的引进，舒缓了山区的粮食供应问题，提高了旱地的利用价值。劳动力富余的农户，投入不少劳力垦殖山地，小幅增加了家中的耕地面积，多少舒缓了口粮压力。由于耕地有限，乡民发展林业，从事山货的采集与销售，或是外出经商。在这种生计模式的影响下，山区乡民生计的商业化程度较高，与市场关系密切。

程家历年粮食产量估算表 （单位：市斤）

18世纪晚期中国茶叶出口量的大幅增长，为东南山区茶叶生产的扩张提供了重要动力。五口通商后，茶叶出口量进一步提高，为茶叶生产的扩张提供了新的刺激。在市场利好的驱动下，像程发开这样有商业眼光的乡民抓住了商机，从茶叶销售转而涉足茶叶生产。伴随着茶叶输出的增加，大量白银流向山乡，从事茶叶生产的农户获得了不甚稳定但相对丰厚的现金收入。19世纪东南山区乡民生计，应该置于上述背景下进行理解。

面对社会经济情势的变动，山区乡民适时对自身的生计模式进行了有意识的调整。我们看到，截至太平天国运动前期，程家在农田耕作之余，频频外出进行食盐、布匹、食物等小商品的贩卖。然而在太平天国运动结束后，这种商贸活动在程家生计中的地位逐渐下降，而投入荒地垦殖等活动的时间大幅增长，这显示了程家生计模式的改变。与此相应，这家农户行动空间的范围也出现了收缩，他们前往远距离市镇、乡村的次数越来越少。这一变动牵涉多少东南山区的乡民，尚难断言，不过随着茶叶生产的扩张，此类人群的数量应有一定增长。

茶叶收入的增加

刘永华教授的研究不仅揭示了19世纪徽州乡民的生活世界，更重要的是，它展示了田野考察在历史研究中的独特价值。通过田野考察，研究者能够发现和解读被忽视的历史文献，建立与当地民众的联系，获取更真实、更全面的第一手资料。这种研究方法不仅适用于历史学，还可以为社会学、人类学等领域的研究提供借鉴。

刘永华教授的研究成果，为我们理解19世纪中国乡村社会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他的“个体层次的整体史”写作方法，不仅展现了个体和家庭层面的微观细节，还呈现了一个整体的社会图景。这种研究方法的创新，为历史学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也为理解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提供了新的参考。

田野考察是历史研究的重要方法，它能够帮助研究者深入历史现场，获取第一手资料，揭示被忽视的历史细节。刘永华教授在徽州的田野考察，为我们展示了如何通过田野考察解读历史文献，揭示历史真相。他的研究不仅丰富了我们对19世纪中国乡村社会的认识，也为历史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