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学后如何守护孩子的心理健康？

复学后如何守护孩子的心理健康？

“我女儿在普通高中待不下去了。”2024年的暑假开始不久，一位单亲妈妈这样向我诉苦，“离开学校太久，班主任不同意她参加期末考试。”“只能从现在的高中退学，想办法送她去念国际高中。”她愁眉苦脸地说。她的女儿，已满18周岁的周露，本应通过今年的高考升入大学。但因抑郁症多次休学、又多次复学失败的她，正担心着下学期开学能否顺利进入国际学校的高二就读。几个月前，当我就“复学”的话题采访她时，周露还充满希望地对我说，也许下周她会回到学校。但那一次尝试仍是以失败告终。

回到课堂，对于因心理疾病休学的学生们来说，似乎是一个巨大的挑战。《2022国民抑郁症蓝皮书》显示，我国18岁以下抑郁症患者占总人数的30.28%。在抑郁症患者群体中，50%的抑郁症患者为在校学生，41%曾因抑郁休学。周露也是这一群体中的一员。2020年升上初三不久，她逐渐陷入了抑郁状态中。“感觉每天好像也没有发生什么大事，（负面情绪）就是慢慢累积上来的。”最终，在一个“作业留的太多”的周末，她的情绪爆发了。

而曾就读于江苏某重点高中的许瑶则是在班级“内卷”压力、原生家庭不幸、自己成绩不理想的三重打击下，开始觉得“待在教室里的每一秒变得很痛苦”。从不上晚自习到断断续续长期请假，最终，许瑶也选择了休学。“从2016年至今大概接触过三四十个（休学患者）。”有18年工作经验的国家高级心理咨询师邓顺妹回忆。她指出，出现自残行为、幻觉或躯体化症状的患者必须休学在家或住院治疗。“近十年来，每年都能有一到两个学生因为心理问题休学。”在某高中做了20年班主任、近10年德育主任陈伟也说。

这一庞大的群体，在一段时间的脱离课堂后，必须再一次回到“作为学生的正轨上”。然而，复学之路并不轻松。9月2日，14岁的江月在学校行政楼下告别母亲，背着书包独自向初中教学楼走去。半年前，她曾因重度焦虑、不时惊恐发作而休学。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她在这个开学季重新回到了校园。江月一路盯着地面，默默地数着地砖来平复自己的心情。离所在的八年级5班教室仅差几步时，班里隐隐传来的说笑声让她所有的心理建设瞬间土崩瓦解。她背过身紧贴墙壁站着，休学前恐怖的回忆如泰山般压来，她不由自主地想起此前班里分小组研讨，没有人愿意和她组队，她只好默默地坐在角落里和习题本面面相觑时的尴尬。她感到头重脚轻，不由自主地蹲了下去，没有维持好平衡，书包的重量使她跌坐在地。一个陌生同学路过，好奇地打量着她，正在同学犹豫是否要施以援手时，江月双手撑地起身，夺路而逃，顶着一片空白的大脑跑出校门。就这样，第一次复学的尝试戛然而止。

新学期伊始，在大多数孩子精神抖擞地迎接新学期的学习生活时，还有一群曾经因为罹患心理疾病而被迫休学的青少年，他们经过休学治疗，病情有所缓解，正在尝试重返课堂。可是，这条复学之路却充满挑战，难关重重，摆在这些青少年面前的是战胜自我和克服外界杂音的双重困境。复学之路要如何开启？怎样才能走得更顺畅？

“我觉得社会对‘复学的心理疾病患者’这个群体的关注肯定是不够的，”许瑶说，“大家可能觉得我们能复学就是治好了，但其实并不是的。”“复学绝对不代表着痊愈。”邓顺妹也这样强调。陈伟说，学生们出于“不想浪费青春”的自身压力和家长的焦急，大部分人会在休息一阵后，就强迫自己回到课堂上。专家指出，学生复学前应该接受五个步骤的评估，包括了解学生概况、进行心理测量、开展心理访谈、综合心理评估以及多方反馈建议。但许瑶等人的复学，显然没有经过这些评估，她们的身心状况是否达到复学标准也存在疑问。

目前在荷兰某大学读预科班的江萌从初中到高中曾经三次休学、三次复学。第一次复学时，江萌的躯体化症状其实并未完全消失，她觉得呆在教室里“浑身都痛，整个人坐立难安”。她回忆自己当时的状态非常糟糕，每周大概只有两天能正常上学。许瑶也遇到过相似的困境。高三下半学期，在高考压力下，她做出过复学的尝试。但当时，她仍在服用抗抑郁药物，药物副作用还让她“从早到晚都昏昏沉沉”，这样的状态难以适应高三的高强度学习。邓顺妹指出，患者们的注意力、反应力、记忆力等都会因受到疾病和药物的影响而下降，这是他们复学过程中的一个共性困难。

除了生理障碍外，如何度过心理关，更是患者们面临的一大问题。“休学马上结束的时候是会很焦虑的。”周露说，“一个是觉得马上又要回学校了好害怕，还有就是觉得这么久不在学校都被同龄人落下了。”江萌则说：“复学前一段时间会焦虑的睡不着，感觉浑身疼，头疼也很严重。”这种被患者们反复提及的“复学焦虑”，在邓顺妹看来，是想要复学的意识和抵触学校的潜意识之间无可避免的斗争。此外，回到学校的患者们还面临着重建人际关系的挑战。“学生休学一年，回到学校要面临新的老师，新的同学，还要担心同学会不会因为自己有心理问题、休过学而对自己有这样那样的揣测。”陈伟说。邓顺妹赞同他的看法：“离开学校这么长时间，患者跟同学们的心理距离是很远的，并且患者们和人相处往往比较敏感。”江萌说，自己有很严重的“病耻感”，害怕任何人的区别相待，因此她从不主动向任何同学谈及自己休学的具体原因。在初三那年，由于长期高频率的请假，中考前夕，班主任给江萌母亲打了电话，要求她“在家复习，不要影响班级的学习氛围”。

邓顺妹提到，如果学校的学业和人际压力本就是患者患病的诱因之一，那么，当患者重新回到学校这个“压力源”后，他们很有可能面临着疾病复发或加重的风险。如何破解患者们复学过程中的一系列困境？邓顺妹表示，其实问题最主要要靠患者们自己解决，但在这之外，其他人也应该默默提供支持和帮助。这里的“其他人”，在陈伟看来，是“家庭和学校共同形成的合力”。女儿第一次休学后，周露妈妈“觉得很崩溃，怎么会有这样的事”。但为了女儿，这位初中学历的单亲母亲自考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上了许多亲子关系方面的网课。慢慢地，她了解了抑郁症的诸多知识。同样，女儿最早出现心理问题时，许瑶妈妈也觉得“很着急，不理解”，甚至对女儿发过火。但在多方咨询和学习后，她从“很纠结孩子回去上学的事”，变得逐渐接受了女儿无法复学的事实。“开始要求她下半学期就回去上学，后来是要回去考一模，到最后跟班主任说只要能健健康康地参加高考就好。”在邓顺妹看来，家庭关系的改善，是除了服药和锻炼之外，对患者们最有效的治疗手段。她建议，在孩子复学的过程中，家长要做到支持、理解和陪伴，尤其是高质量的陪伴，“要陪孩子锻炼、聊天，要成为孩子的老师和朋友”。

为帮助患者们顺利复学，学校也有不少努力要做。江萌回忆，她曾经就读的国际学校就做很好。校长同意为她开一些“绿灯”，例如放宽出勤率要求，允许她每周在家上一天网课，考试时给她安排单独的教室避免旁人对她造成压力等等。更可贵的是，这样的“特殊照顾”是默默地、在江萌自愿的原则下开展的，“他们让我知道有这个选项可以选择，如果我觉得需要，就可以得到帮助，如果我不需要，也不会觉得被区别对待”。

近年来，心理健康问题成为普遍性社会难题，且呈现低龄化趋势。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和共青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共同发布的《中国青年发展报告》显示，我国17岁以下的儿童青少年中，约3000万人受到各种情绪障碍和行为问题困扰。2023年，教育部等17部门联合印发《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2023-2025年）》。针对未成年人心理健康问题，有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这一背景下，近几年的广州两会上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出建议、提案，关注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希望以立法的方式对这方面工作进行保障、促进、完善。2023年，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将《条例》列入当年的立法工作计划。当时，广州市教育局认为《条例》应“在保证实效性的基础上，努力提高可操作性与地方特色性”。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教育部全国学生健康心理工作咨询委员会副主任俞国良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表示，《条例》做到了详细、尊重现实、具备可操作性，它是地方性法规对未成年人保护法在心理健康方面的重要补充，《条例》的实施是“里程碑式的事件”，通过明确各方责任让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工作“有法可依”，对其他省市的工作也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如《条例》明确规定“每班每两周至少安排一课时心理健康教育课，每学期至少开展一节心理健康教育主题班会课”“除学校假期外，心理辅导室每天固定时间开放，每周课外开放时间不少于10小时”，不能达到《条例》规定的这些具体数字就是违法行为。

如何将“可操作性”体现在《条例》中，让其成为一本青少年心理健康“工作手册”？广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葛自丹参与《条例》起草，她介绍，以往的地方性法规基本结合各个主体要承担的责任来写，关注点放在了相关部门履职的角度，而《条例》的起草则紧紧围绕中小学生，以“怎样最大可能预防其出现心理行为问题，如何发现问题并提供无障碍、畅通的诊治”的思路来编排。因此，《条例》第二至五章分别为：预防、发现、诊治、保障。俞国良指出，全流程的“有法可依”将有望摆脱以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困境，“我们的教育、我们的心理健康问题预判要走在学生问题和危机事件发生之前”。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社区精神科主任、广州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周亮介绍，该院有关专家此前参与了《条例》前期的研讨和制定工作。“近几年，我院在科普宣传、健康教育、学生心理健康专门人才培养、建立校-医绿色通道、加大儿童青少年精神卫生专科资源投入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努力。”广州市卫生健康部门也和该院专家多次与教育行政部门进行深入探讨，商定了一系列工作措施。广州“全市有200多家医院都开设了精神心理科的门诊，有33家医院可以提供病床，有超过1200名精神科大夫”，在他看来，丰富的精神卫生医疗资源，为《条例》的落地提供了保障。

“学生的心理从健康到不健康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中间有心理困扰、心理障碍、心理疾病等不同阶段。”俞国良指出，心理健康教育主要解决学生的心理困扰、轻度和中度的心理障碍，重度的心理障碍、心理疾病必须由医院来解决，因此，通过“医教协同”推动心理健康教育与医疗服务的深度融合，是青少年心理健康工作一个重要的发展思路。在周亮看来，“医教协同”相关内容的体现正是《条例》的一大亮点。“条例提出了多个医教协同的路径，可操作性比较强。其中部分措施我们已经在实施，如安排学校心理老师在精神卫生专科医疗机构跟岗见习，在学校和医院之间建立转诊的绿色通道等。接下来还会研究如何有效实施条例中提出的一系列要求，尽快落地。”周亮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葛自丹此前指出，调研中发现的一大难题——“送诊难、就诊难”，转化为立法的一大亮点。调研中发现，有学生认为自己需要向心理老师、心理医生咨询，但家长和监护人不愿面对孩子的心理问题从而阻拦。《条例》最终明确：中小学生发现自己存在心理行为问题且有意愿接受心理咨询或者就诊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支持，不得阻拦。同时，《条例》也规定了学生存在严重心理行为问题或疑似有精神障碍时，学校分别应该如何送诊。俞国良认为，学校和医院之间的转诊实际上是一个有“边界感”的问题，强化学校与医院的合作，最终应该趋于一个“中间状态”。《条例》规定，卫生健康部门会同中小学校主管部门组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专家团队，加强对学生常见心理问题和心理障碍的分析研究，为学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供培训和技术指导，协助学校开展心理危机干预等工作。俞国良指出，这实际上是为学校与医院精神科建立联系，搭建了从学校的心理咨询辅导机构到精神卫生专业机构的绿色通道。“即使是学校里对于心理咨询有经验的老师，也不具备判断一个人是不是有精神疾病（的能力）。”俞国良说，《条例》明确了学校、医院各自应该做的事情，能够提升对学生心理危机识别的准确度和干预的有效性。

与此同时，俞国良提醒，“边界感”的另一层含义是，也要防止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医学化倾向、“贴标签”倾向。“学生的（心理）问题，更多的是发展性问题，比如在青春期和人发生了冲突。学生遇到心理困扰，没有必要到医院精神科去（就诊）。”俞国良认为，法律也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对于《条例》中“中小学生发现自己存在心理行为问题且有意愿接受心理咨询或者就诊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支持，不得阻拦”这一条，在孩子要求去医院就诊的过程中，也需要防范可能会发生的孩子“自我实现预言”，慢慢向疾病方向发展的可能性。“孩子毕竟是未成年人，缺少判断力。”俞国良说。

值得注意的是，《条例》在中小学生休学、复学方面，同样提出需要教育、卫生健康部门协作：“市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卫生健康部门制定精神或者心理健康问题学生复学办法。”葛自丹说，立法中遇到的另一大难点就是休学和复学问题，家长因害怕学生“休学之后回不去学校”而不敢让学生休学。此外，广州市天河区教育发展研究院心理健

复学后，孩子们可能会面临一系列心理挑战，比如焦虑、恐惧和沮丧。家长和老师们应该如何关注和帮助他们呢？首先，多与孩子交流，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给予他们足够的支持和鼓励。其次，帮助孩子建立良好的学习习惯，让他们在有序的环境中找到安全感。最后，如果发现孩子的情绪问题较为严重，应及时寻求专业的心理咨询帮助。让我们一起守护孩子们的心理健康，帮助他们顺利度过复学适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