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公共场所禁烟七年：吸烟率下降2.2个百分点，带来正向经济收益

上海公共场所禁烟七年：吸烟率下降2.2个百分点，带来正向经济收益

近日，演员徐娇在长沙餐厅劝阻吸烟的事件引发热议。她在就餐时遇到一名男士吸烟，尽管餐厅内没有明确的禁烟标志，但徐娇还是礼貌地提醒对方。然而，这位男士不仅不听劝阻，还态度恶劣地回应：“我把这支抽完。”更令人气愤的是，当徐娇试图拍视频留证时，该男士竟然抢走她的手机，并将烟头扔进了她的饭碗里。

这一事件迅速登上热搜榜，引发了公众对室内公共场所吸烟问题的广泛讨论。不少网友表示，在室内公共场所苦二手烟久矣，“室内抽烟就算没有明文规定的地区，也应当有基本礼貌”“室内公共场所吸烟，强迫身边的人抽二手烟”。但也有人提出疑问：“在没有张贴禁止吸烟标志的场合中，为什么不能抽烟？”

事实上，早在2011年3月，原卫生部公布的《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就明确规定：“室内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公共场所经营者应当设置醒目的禁止吸烟警语和标志。”饭店、宾馆等场所作为室内公共场所，理应严格遵守这一规定。然而，现实情况是，室内公共场所吸烟现象屡禁不止，不仅严重影响了公众健康，还容易引发矛盾冲突。

上海作为全国最早实施公共场所全面禁烟立法的城市之一，自2017年3月修订控烟条例以来，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根据最新研究，上海实施公共场所全面禁烟立法七年来，吸烟率显著下降2.2个百分点，相当于当前吸烟者数量减少了8.4%。这一成果不仅改善了公共健康和空气质量，还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正向经济收益。

研究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涵盖了中国各地区的经济、社会、健康等方面的信息。研究采用双重差分法（DiD），通过比较上海市与其他对照组（如其他直辖市、省会城市和副省级城市）在禁烟政策实施前后的吸烟率变化，来评估无烟立法的实际效果。

进一步的亚组分析显示，无烟立法对不同人群的影响存在差异：男性群体的吸烟率下降幅度大于女性群体；教育水平较高的群体吸烟率降幅较大；未婚人群的吸烟率下降最为显著；年轻人群体的戒烟意愿也更强。这些结果表明，无烟立法对特定群体的影响更为显著，特别是在吸烟意识较强、社会支持度较高的人群中，无烟立法的效果更为突出。

更令人振奋的是，研究预测显示，如果全国范围内实施类似上海的全面无烟立法，预计到2035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将增加0.04%至0.07%。这一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健康效益提升、医疗费用节省以及人力资本提升。具体来说，减少吸烟归因患病和死亡可以带来人力资本提升，同时减少吸烟归因患病还能节省大量医疗费用，为社会带来更多投资与资本积累。

上海的成功经验为其他城市提供了宝贵的借鉴。自2010年《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生效实施以来，经过两次修订，上海不仅实现了室内全面禁烟，还将电子烟纳入公共场所禁烟范围。全市持续加强控烟监管执法力度，公共场所控烟状况不断向好，法定禁烟场所违规吸烟发生率从2010年的37.5%下降至12.4%，市民对室内全面禁烟的支持率高达98.1%。成人吸烟率自控烟立法以来已下降7.7个百分点至19.2%，连续13年呈持续下降趋势，提前达到“健康中国2030”目标。

上海还创新性地推出了“控烟行动三部曲”，即“室内全面禁烟、室外不吸游烟、吸烟请看标识”，并发布统一的控烟标识系统，包括禁烟标识和吸烟点标识及引导标识。此外，上海还推出了国内首个室外吸烟点地方标准《室外吸烟点设置与管理要求》，进一步规范室外吸烟行为。

尽管上海等地的控烟成效显著，但全国范围内控烟立法仍面临一些挑战。截至2024年5月，我国仅有24个省份出台省级控烟相关法规，254个城市出台市级控烟相关法规。由于各地制订法规标准不一致，导致禁烟范围、执法标准和处罚措施存在差异，影响了政策的一致性和有效性。

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理事陈猛建议，应尽快完善立法，制定一部专门的全国性控烟法律法规，统一各地的禁烟标准和执法尺度。这不仅有助于提升控烟效果，还能为各地执法提供明确依据，减少执行难度。

控烟工作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政府、社会和个人共同努力。上海的成功经验表明，通过立法、执法和社会倡导多管齐下，可以有效降低吸烟率，改善公共健康状况，同时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我们期待更多城市能够借鉴上海模式，推动全国范围内的控烟工作迈上新台阶，为建设健康中国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