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前，范仲淹最后的日子
千年前，范仲淹最后的日子
范仲淹（989年10月1日－1052年6月19日），字希文。祖籍邠州，后移居苏州吴县（今属江苏苏州）。北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文武兼备、智谋过人，无论在朝主政、出帅戍边，均系国之安危、时之重望于一身。他领导的庆历革新运动，虽只推行一年，却开北宋改革风气之先，成为王安石“熙宁变法”的前奏。
6月19日是范仲淹逝世纪念日，让我们一起回顾这位伟大人物最后的日子。
最后的日子
（节选自《范仲淹传》）
程应镠
富弼离开朝廷后，先担任郓州（今山东东平）知州，后调任青州。青州遭遇荒年，他积极救助饥民。范仲淹接任后，从河北来的流民仍然滞留在青州乡村，每天都有六七千人进城求食。青州的田赋按照旧例需要运送到博州（今山东聊城）交纳实物，百姓深受运输之苦。范仲淹改变政策，在青州按照所纳实物折价收购，派人到博州以高于当地的价格购买粮食，博州民众积极响应，几天内就买足了青州应交的田赋。博州和青州相距二百里，这一措施大大减轻了百姓的负担，深受青州人民的爱戴，成为他们的精神导师。
这位六十三岁的老人依然怀有炽热的利民之心，正如他在《青州谢上表》中所说：“发言多忤，非轻去明主之恩；触事为忧，所重在太平之业。”他非常注重选拔幕府工作人员，常说要“可为己师者”才予以荐请。到青州之后，他向朝廷推荐张讽为青州观察判官厅公事，李厚为青州两使推官兼管勾安抚司机宜文字。青州是个节度州，其幕职官有观察判官厅公事和两使推官，知青州例兼安抚使，安抚主管军政，故又有管勾（主管）机宜文字一职。这两位被推荐的人，范仲淹说张讽不仅有为人所慕的文学美才，还为人纯正；李厚是“素有文行，涉道且深”，说自己“受国寄任，日忧旷阙，得此二人，助其不逮，庶无败事”，是非常敬重的。
宝元初年，西夏进攻陕西，张讽还是个平民，就对边政发表过很有见地的议论，受到人们赞赏。来到青州后，范仲淹身体状况不佳，后来更是卧病在床，公务都由张讽处理。
范仲淹一生致力于推荐人才。担任辅相时，他曾一次性推荐十人担任馆职，其中杜杞位列第一。杜杞正值盛年，却在庆州去世。范仲淹撰文祭奠，深感痛惜，说：“既钟其才，弗以寿存。今也云亡，痛楚悲辛。”杜杞的祖父杜镐，在南唐时就以博通经史闻名，真宗时期参与编修《册府元龟》。杜镐年过五十，仍像年轻学子一样勤奋学习，每天研读数十卷经史。范仲淹在悼念杜杞时说他是出自大儒之门的佼佼者，“学深如海，文敏如神。群经众史，精微悉臻。长疏大议，慷慨屡陈”。称赞他处理“蛮”人怨恨、伸张汉民冤屈，在担任广南西路安抚使期间，“一边无尘”，使百姓得以安宁。
青州距离范仲淹度过童年和少年的地方不过百里，这一带峰峦叠起，他少年时读书之处，就隐没在州城西面的山中。在这里，范仲淹接受了最初的儒学熏陶，正如金国人刘仲元所说，“读天下书，穷天下事，以为天下之用”。刘仲元是淄川（今山东淄博南）人，在金国担任翰林学士，自然也是孔孟之道的信徒。对于这片桑梓之地，范仲淹怀有深厚的感情，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都承载着他年轻时的美好梦想。
长白山中有一种名为青金的山石，色泽青黑，纹理细腻，范仲淹到青州后，便命石匠入山开采，制成砚台，与歙州（今安徽歙县）出产的砚台颇为相似。冬天来临之际，他用小楷书写《伯夷颂》，分寄给友人。其中，有以书法独步一时的苏才翁，有早已隐居故园的杜衍，有刚卸去宰相重任的文彦博，有少年时就赏识他后来又一同担任辅相的富弼，书写时的墨汁，可能就是在这种石砚中研磨出来的。
《伯夷颂》是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的名篇。韩愈在文中强调独立特行之士的坚定信仰和自我认知，不受他人是非的影响，坚定不移地践行自己的信念。范仲淹相信自己的一生正是如此。用楷书抄写这篇颂文，实际上也是对自己内心的表白。文彦博罢相后，出任许州（今河南许昌）知州，收到范仲淹手书的《伯夷颂》，并赋诗一首题于其后：
书从北海寄西豪，开卷才窥疏发毛。
范墨韩文传不朽，首阳风节转孤高。
诗中的“西豪”是指里名，相传是东汉荀淑的故居所在地，这里代指许州，如同“北海”指代青州一样。文彦博的题诗，显示出他对范仲淹心境的深刻理解。
长白山的烟霞，四十年后依然亲切如初。对于个人而言，四十年的变化是巨大的，但暮年的心境却如同往昔。范仲淹有诗寄给故乡的人，写道：
长白一寒儒，登庸三纪余。
百花春满路，二麦雨随车。
鼓吹迎前导，烟霞指旧庐。
乡人莫相羡，教子读诗书。
衣锦还乡，古人以为乐事。在将近四十年的仕宦生涯后，回望这片养育他的土地，他寄语乡人：不要羡慕他的官途，而应注重以诗书教育子孙后代。
自到青州后，范仲淹就感到体力不支，在请求调往颍州（今安徽阜阳）或亳州（今安徽亳县）的报告中，他说自己“去冬以来，顿成羸老”，精神和身体状况都不佳，记忆力显著下降，难以胜任知青州和安抚使这样重任繁杂的工作。他的请求很快得到批准，调任颍州知州。颍州与陈州、亳州相邻，是北宋大臣退养之地。他接到任命后立即启程，在给韩琦的信中说：“扶病上道，赴颍州。益远风问，但深瞻恋之剧。”皇祐四年（1052年）初夏，到达徐州，便因病无法继续前行。时任徐州知州的孙沔与他相知甚深，即使在患难中也多次相互问候，于是范仲淹留在徐州接受治疗。仁宗特意派遣使者前来徐州探视病情并送药。六十三年前的秋天，范仲淹出生在徐州，而离开人世时，又是徐州的初夏。
范仲淹的遗表共六百字，自述生平，说：“生而遂孤，少乃从学。游心儒术，决知圣道之可行。结绶仕途，不信贱官之能屈。”“耻为幸人，窃论国体”。入仕之后，誓不惜身，以至于“大忤权贵，几成废放”。后来对西夏用兵，被起用为副帅镇守西部边疆，“虽微必取之功，多弭未然之患”。入朝参政，竭忠尽力，但当时的情况是：“事久弊则人惮于更张，功未验则俗称于迂阔，以进贤授能为树党，以敦本抑末为近名”。因此，谗言诽谤使他不得不远离京师，先后镇守邠州、邓州、杭州、青州，最终调往颍州，“息鞍东徐”，然而医生的治疗未能见效，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然念念不忘希望仁宗：“上承天心，下徇人欲，明慎刑赏，而使之必当；精审号令，而期于必行。尊崇贤良，裁抑侥幸，制民于未乱，纳民于大中。”
这份遗表，人们称赞它“不干私泽”，可以看出作者始终以道义自许，“不为禄仕出”，在封建社会中，这种品质是难能可贵的。
范仲淹去世后，仁宗亲自为其碑文题写“褒贤”，碑文中提到，“以其遗表无所请，使就问其家所欲”。按照宋朝制度，大臣的遗表可以为子孙谋求恩泽，这就是所谓的遗表恩。然而，范仲淹的遗表却只字未提家事，因此人们说他从始至终，为官作宦，都不是为了个人的功名利禄。
他的好友韩琦，得知他的死讯，十分震惊悲痛，多日不思饮食，在祭文中称赞他，“前不愧于古人，后可师于来哲”，惋惜他的“太平之策，噤而不得施，委经纶于一梦”；说他们之间，“凡有大事，为国远图，争而后已，欢言如初，指之为党，果如是乎？！”
富弼当时在蔡州（今河南汝南），在祭文中深情回忆了范仲淹的一生事迹，描述得生动感人。他说在二府共事时，“不设机械，不作崖岸，坦坦一心，惟道之践”。富弼比范仲淹年轻十五岁，庆历新政期间，二人都是核心人物，后来又被迫一同出京安抚地方，共同承受谗言诽谤。对于这位“师友僚类殆三十年”的人的离世，他发自内心地敬慕与哀伤：“相勖以忠，相劝以义，报主之心，死而后已。呜呼哀哉，公今死矣，忠义已矣；万不仰一，斋恨多矣；世无哲人，吾道穷矣。我虽苟活，与死均矣。”
范仲淹被贬江南时，梅尧臣与他诗文相赠。主持西部边防事务后，两人往来渐少。但尧臣与范仲淹的挚友如尹师鲁、欧阳修关系都很密切。范仲淹去世后，尧臣创作了《闻高平公殂谢述哀感旧以助挽歌三首》，第一首说：“文章与功业，有志不能成。”这是当时悼念范仲淹的人共同的悲哀。第二首提到两人后来虽然处境不同，但悼念之情依然深厚：“公既参炉冶，予将事蕨薇。悲哀无以报，有涕向风挥。”第三首情感极为沉痛，既是对范仲淹的评价，也是自我感慨：“贫贱常甘分，崇高不解谀。虽然门馆隔，泣与众人俱。”朱东润先生认为“此亦有微词”，但也许并非如此。
病中唯一的消遣，就是阅读这本《范仲淹传》。范仲淹是我一生敬仰的先圣。……如今读到这部作品，写得极好，详细记载了他的生平事迹，引用了他的诗文。……程先生撰写这位英杰，运用文学笔墨，描写平生交游，态度客观。确实是炉火纯青之作。
——熊德基
《范仲淹传》（长江人文馆·名家名传书系）
程应镠 著
虞云国导读，周一良、熊德基、邓小南盛赞推荐
炉火纯青地将史学论著的严谨
与文学传记的优美融为一体
以史家笔法展现范仲淹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气象
| 内容简介
本书以范仲淹的生平为线索，宋仁宗、李太后、吕夷简、韩琦等关键人物逐个登场，既勾画了范仲淹先忧后乐、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家风骨，同时又映照出他所处时代的历史风云变幻。作者坚持“论从史出”的原则，行文“不作渲染也不发议论”，达到了史学与文学的完美结合。
| 作者介绍
程应镠（1916—1994），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与古籍研究所的创立者，长期从事魏晋南北朝史和宋史研究。青年时代相继在燕京大学与西南联大学习，受教于顾颉刚、陈寅恪、沈从文、闻一多、吴晗等名师。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著有《魏晋南北朝史话》《范仲淹传》《流金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