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背后的苏轼悲剧

王安石变法背后的苏轼悲剧

“乌台诗案”是苏轼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也是北宋政治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这场因文字而起的风波，不仅改变了苏轼的命运，也折射出北宋中期复杂的政治生态。苏轼被贬黄州的根本原因在于他反对王安石变法，这一变法在宋神宗时期引起了巨大的政治动荡和社会变革。苏轼因其直言不讳和对新法的批评，触怒了变法派，最终导致“乌台诗案”，被贬至黄州。这段经历虽是他人生的低谷，却也成为他文学创作的重要源泉，成就了他的文学地位。

北宋中期，国家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和社会矛盾。一方面，战争不断，军费开支巨大，加上统治者奢侈腐败，宫廷开支居高不下；另一方面，官僚机构庞大，冗员众多，进一步加剧了财政负担。同时，土地兼并严重，农民失去土地，流离失所，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此外，军事力量衰落，重文轻武的政策导致军队战斗力下降，国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王安石于熙宁年间（1068-1077年）推行了一系列旨在富国强兵的改革措施，史称“王安石变法”。变法内容主要包括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市易法等，旨在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减轻农民负担和加强军事力量。然而，这些改革措施在实施过程中引发了诸多争议和反对声音。

苏轼早在应制科时，就已经在策文中表露过变法图强的思想，但他的变法思路与王安石大相径庭。在耳闻目睹了变法产生的一些弊端之后，他两次上书神宗，表达反对意见。在《上神宗皇帝书》中，苏轼说“今日之政，小用则小败，大用则大败，若力行而不已，则乱亡随之”，给予王安石变法以尖锐批评。后由于变法派的打压，苏轼已经觉得在朝廷无法立足，于是申请外任。熙宁四年（1071年）任杭州通判。

在通判与之后的密州、徐州、湖州知州任上，他目睹了新法执行过程中的诸多流弊。他心中充斥着对变法派新进们轻率的不满，便将这些愤怒行诸笔端。多次上书皇帝，陈说利害，未蒙采纳。任职地方以来的托诗以讽又是泥牛入海。苏轼最终在《湖州谢上表》中，他公然写到“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就公开地明白无误地表达了自己不与当朝新贵合作的态度，表达了自己对新法“生事”的不满。而这一次上书也成为了“乌台诗案”的直接导火线。

元丰二年（1079年）七月，苏轼进《湖州谢上表》后，负责监察百官的御史台官员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以其表中用语暗藏讥刺，接连上表弹劾苏轼。何正臣指其“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又以苏轼动辄归咎新法，要求朝廷明正刑赏。御史李定曾因不服母孝，受苏轼讥讽，于此案中也指苏轼有“悛终不悔，其恶已著”、“傲悖之语，日闻中外”、“言伪而辩，行伪而坚”、“怨己不用”等四大可废之罪。御史舒亶寻摘苏轼诗句，指其心怀不轨，讥讽神宗青苗法、助役法、明法科、兴水利、盐禁等政策。最终神宗下令拘捕，太常博士皇甫遵奉令前往逮人。归结起来，乌台诗案中苏轼被指定的主要罪状主要有以下四点：

• 大不恭。舒亶求对苏轼“论如大不恭”，李定说苏轼“讪上”，主要是指苏轼在诗中的两个用典，即“梁窦专朝”与“燕蝠争晨昏”。所谓“梁窦专朝”，指的是苏轼作于熙宁六年（1073年）正月的《次韵答章傅道见赠》中诗句的用典。苏轼解释仅仅是讽刺当今权臣当道以及自己性格顽劣不能如马融、班固。但是御史们认为这暗讽当今官家识人不明，对神宗皇帝大不恭。“燕蝠争晨昏”则是当时苏轼的一位好友苏舜举用来讽刺转运副使王庭老的一则故事，苏轼当时以之和诗相赠。被认为是指桑骂槐，暗喻官家不理朝政，权臣摄事。

• 反对新法。

• 混淆视听，幸灾乐祸。

• 谤讪中外臣僚。

案发当下苏轼弟苏辙时人在在宋城县，已预知消息，托王适协助安置苏轼家属，并上书神宗陈情，愿以官职赎兄长之罪。

苏轼在九月被捕后，写信给苏辙交代身后之事，长子苏迈则随途照顾。押解至太湖，苏轼曾意图自尽，几经挣扎，终未成举。捕至御史台狱下，御史台依平日书信诗文往来，构陷牵连七十余人。苏轼自料必死，暗藏金丹，预备自尽。押解途上，苏轼与苏迈约定，如有不测，则单送鱼至牢中。亲戚送饭时，一时不察，苏轼以为将死，遂写下二诗与苏辙诀别：

“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 ”

“ 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惊汤火命如鸡。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 ”

后因太皇太后曹氏、王安礼等人出面力挽，王安礼三兄，曾任宋神宗同平章事的变法派领袖王安石也说：“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苏轼才免于一死，贬谪为“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前往黄州，为其文学创作生涯的重要阶段。苏辙被贬江南路筠州（今江西省）任酒监，平日与苏轼往来者，如曾巩、李清臣、张方平、黄庭坚、范镇、司马光等二十九人亦遭处分。张方平和范镇罚红铜三十斤，司马光其余各罚红铜二十斤。曹太皇太后于十一月中崩逝，乌台诗案于十二月结束。

苏轼谪居黄州后，由于薪俸减少了许多，一家人穷得过不了日子。于是，苏轼便在公事之余，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靠自己种田来帮补生计。平日里，他还实行计划开支，先把所有的钱计算出来，然后平均分成十二份，每月用一份；每份中又平均分成三十小份，每天只用一小份。钱全部分好后，按份挂在房梁上，每天清晨取下一包，作为全天的生活开支。他每天拿到一小份钱后，还要仔细权衡，只准剩余，不准超支。积攒下来的钱，都存在一个竹筒里，以备不时之需。

黄州时期是苏轼文学创作的高峰期。他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诗词文赋，其中最著名的包括《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这些作品不仅展现了苏轼卓越的文学才华，也体现了他在逆境中保持的乐观豁达精神。例如，《念奴娇·赤壁怀古》开篇即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奠定豪迈基调，展现了苏轼对历史的深刻洞察和对人生的独特理解。《赤壁赋》则通过主客问答的形式，探讨了宇宙、人生和自然的关系，展现了苏轼超脱物外、顺应自然的人生态度。

苏轼的词风以豪放为主，气势磅礴，充满开阔的胸襟和乐观的情怀。他善于将个人情感与自然、宇宙相结合，表现出豁达超脱的精神。例如《念奴娇·赤壁怀古》中“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体现了豪迈与历史纵深感。苏轼的作品不仅有深厚的情感，还蕴含哲理思考。他常以日常生活或自然景物为切入点，借景抒怀、借物言志，从中表达对人生、自然、社会的独特见解。例如《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通过旅途风雨的描写，传达出“既来之，则安之”的豁达态度。苏轼的语言风格平易近人，既生动传神又充满生活气息。他不追求晦涩华丽，而是以清新自然的语言写出深刻意蕴。例如，他的《题西林壁》中用浅显语言描述了人生视角的多样性：“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轼的作品体现了丰富的文人情趣，擅长将艺术审美与生活趣味相结合，使作品既有高雅的文采，又通俗易懂。例如，他的《惠崇春江晚景》用简练的语言描绘了一幅自然生动的江南春景画，令人身临其境。苏轼的创作风格极为多变。他既能写出豪放雄浑的词作，也能创作细腻婉约的诗篇。例如《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表现了真挚深沉的爱情悲怀，与其豪放词形成鲜明对比，展现了他风格的多样性。苏轼在经历人生挫折后，形成了积极乐观的心态和超脱的哲学观念。他的作品常体现出对苦难的坦然接受与对生活的热爱。例如，他在被贬黄州时创作了大量旷达乐观的作品，如《前赤壁赋》表达了他对宇宙和人生的深刻感悟。苏轼对国家命运和社会现实有着深切的关注。他的诗词不仅有个人情怀，也表现出忧国忧民的精神。例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中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既是对团圆的祝愿，也是对天下苍生的普遍关怀。

苏轼在黄州的生活虽然清苦，但他却以乐观豁达的态度面对困境。他不仅通过文学创作寄托情感，还积极投身于农事，开垦东坡，自号“东坡居士”。这种与自然亲近的生活方式，不仅改善了他的物质生活，也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灵感和素材。苏轼在黄州期间的创作，不仅展现了他卓越的文学才华，也体现了他在逆境中保持的乐观豁达精神。他通过诗词文赋，展现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苦难的坦然接受，这些作品至今仍激励着后人面对困境时保持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苏轼在黄州的五年，虽然在政治上处于低谷，却在文学创作上达到了巅峰。这段经历不仅塑造了苏轼独特的文学风格，也成就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正如他在《定风波》中所写：“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苏轼以超脱的心态面对人生的起伏，将逆境转化为创作的源泉，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