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国主义阴影下的摩登梦：解读20世纪初日本画中的女性

军国主义阴影下的摩登梦：解读20世纪初日本画中的女性

二十世纪初期的日本，是一段标志着新旧碰撞、世代交替的时期。此时距黑船事件（1853）、明治维新的推行已过去了将近半世纪，然而个人与社会仍然在迎接迅速发展以及剧烈变动所带来的种种冲击和挑战。这些冲击所激发出来的新的文化符号，往往会被绘画、摄影等视觉媒介记录下来，成为新的时代记忆。

无论东西方，在视觉文化中以女性作为描绘客体皆有悠久历史，而二十世纪初期的日本美术领域也不例外。以下将浅谈几种出现于1920至1940年代的日本画中的女性形象。

洋装、短发、高跟鞋——1920年代的「摩登女孩」

图一：谷口富美枝，《到高原去》（高原に展ひらく）（六曲一双屏风），1937年，纸本彩墨，182 x 362 cm（每件），堪萨斯大学史宾赛美术馆藏。图版来源：堪萨斯大学史宾赛美术馆。

1920年代，报章媒体注意到社会上出现了一批在穿着打扮及行为上与过去相当不同的女性。她们仿效西方时尚潮流，剪去长发，改留鲍伯短发，穿上露出小腿的洋装、戴上高帽子，走出闺房，从事滑雪、乘帆船、登山健行等户外活动。这类女性被《女性》（1922年创刊）、《妇人公论》（1916年创刊）等杂志称为「摩登女孩（モダンガール）」。摩登女孩们除了作西式打扮，又因为自二十世纪初以来女性受教权、工作权逐渐受到重视，她们大多在经济、思想上也较为独立。既有消费能力，也崇尚自由恋爱，而非由家族安排婚姻的传统习俗。摩登女孩的出现，可以说是二十世纪初期日本社会接受西方思潮的一大表征。

图二：榎本千花俊，《庭园》（庭），1934年，绢本彩色，253 x 164 cm，私人收藏。图版来源：John W. Dower, Anne Nishimura Morse, Jacqueline M. Atkins, Frederic A. Sharf eds.,The Brittle Decade: Visualizing Japan in the 1930s.(Boston: MFA, 2012).

图三：榎本千花俊，《撞球戏》（撞球戯），1928年，纸本彩色，约182 x 121 cm，藏地不详。图版来源：Aucfree.

摩登女孩的倩影被当时的许多日本画家捕捉了下来，成为了相当受欢迎的题材。举例来说，以日本画为主的青龙画社成员谷口富美枝（1910-2001）便曾画过许多关于摩登女孩的巨幅屏风画，例如《到高原去》（高原に展ひらく，1937）【图一】。在她的笔下，我们能看到年轻女性穿着洋装，以惬意的姿态在户外休憩、登山，享受开阔的空间及展现身体的自主性。此外，曾多次入围帝国美术展的榎本千花俊（1898-1973）亦以描绘当代女性闻名。他的画作一般被认为杂揉了不同时代、地域性的特色，使画中人物身处於不明确的时空当中。例如《庭园》（庭，1934）中身着洋装，手持长弓（以长度来看，可能是日本弓）的女性，站在摆了中式花园凳，又种满了热带植物的庭园里【图二】。又或是《撞球戏》（撞球戯，1928）里身着和服，留着短卷发的女性，开心地打着西方舶来的撞球【图三】。榎本千花俊的作品，以摩登女孩多样化的身姿，再现那个融汇了东西洋文化，又从不放弃本土性的时期。

与传统价值观的碰撞——「良妻贤母」

摩登女孩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束缚于女性身上的传统价值观就此消失。事实上，在二〇、三〇年代，她们也曾遭到部分当代评论家批评，因为她们的行事风格抵触了自从十九世纪末日本进入明治维新以来，期待女性成为「良妻贤母」[1]的价值观。并且，其西化的表现也被部分民族主义者抨击。然而，这些批评并未影响摩登女孩们受到画家、赞助者们的喜爱。

1937年，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开始。随着战争爆发，军国主义更加大行其道。与此同时，对于「良妻贤母」的鼓吹则提升到了国家意识形态的层面。在这样的时期，女性被赋予在家操持家务的任务，以支援在前线作战的男性。此外，社会也期待她们生育更多孩子以增加国家劳动力（以及生出将来能上场打仗的士兵）。而崇尚自由与象征消费主义的摩登女孩在战时限令下则被认为铺张浪费、不符国情。因此，1940年以后，关于摩登女孩的画作数量有所下降。

图四：上村松园，《母子》，1934年，绢本着色，168 x 115.5 cm，东京国立近代美术馆藏。图版来源：文化遺産オンライン。

图五：林之助，《母子》，1942年，纸本着色，135 x 165 cm，现存不详。图版来源：Asato Ikeda, Aya Louisa McDonald, Ming Tiampo eds.,Art and War in Japan and Its Empire, 1931-1960(Leiden: Brill, 2013).

图六：林之助，《好日子》，1943年，纸本着色，165 x 135 cm，私人收藏。图版来源：Asato Ikeda, Aya Louisa McDonald, Ming Tiampo eds.Art and War in Japan and Its Empire, 1931-1960.

国家（官方）对「良妻贤母」这一概念的鼓吹，可以从官方展览的选择上看出一些端倪。1934年第十五回帝展展出了上村松园（1875-1949）的《母子》（1934）【图四】。画中穿着传统和服的母亲，以慈爱的表情看着手里抱着的孩童。选择这样一幅描绘传统母亲形象的画（甚至连材质都是传统的绢本着色），可以看出官方对「母亲」之功能的重视。更甚者，这种意识形态也影响了身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在日治末期，台湾画家林之助（1917-2008）的《母子》（1942）【图五】、《好日子》（1943）【图六】连续于1942、1943年入选府展。这两幅画皆描绘了母亲与孩子们相处、互动的场景。尽管画面温馨，仍然能看出母亲被赋予的职责：陪伴孩子、上街买菜……等等。这两幅画的入选逻辑，或许与帝展在彰显母亲价值的选择方面，如出一辙。

军国主义影响下的机械主义绘画

图七：小林古径，《泡汤》（出汤），1921年，绢本着色，185.4 x 99.9 cm，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图版来源：文化遺産オンライン。

图八：小仓游龟（小仓游亀），《泡汤的女子》（浴女），1938年，绢本彩色，209 x 174.5 cm，东京国立近代美术馆藏。图版来源：Asato Ikeda, Aya Louisa McDonald, Ming Tiampo eds.Art and War in Japan and Its Empire, 1931-1960.

尽管摩登女孩的社会能量随着日本进入战争时期受到贬抑，然而，在军国主义影响之下，日本画家对于摩登女孩的描绘并未完全消失。事实上，学者池田安里（Asato Ikeda, 出生年不详）认为，三〇年代末至四〇年代的摩登女孩画作中，有一些特质更能反映当时紧缩的社会氛围。其中一项特质便是画中对于空间概念的表现，池田形容这种空间感是「严谨的、合乎理性的、机械性地协调」。[2]并且，他以两幅作品作为对比：小林古径（小林古径，1883-1957）的《泡汤》（出汤，1921）【图七】及小仓游龟（小仓游亀，1895-2000）的《泡汤的女子》（浴女，1938）【图八】。前者为二〇年代的作品，画中两名女性在热气氤氲的澡堂泡澡，人物轮廓与空间边界并不清晰，氛围朦胧。相較之下，1938年《泡汤的女子》同样描绘两名女性在澡堂泡澡，但是笔触不若前者晕染，线条更为清晰、绝对。浴池里的瓷砖线条宛然栅栏一般将女性限缩在狭窄的空间里，不仅呈现了精确的空间感，氛围上也更加压抑。池田将这样的作品称为「机械主义绘画」（machine-ist paintings），[3]反映出军国主义影响之下，个人主义受到压抑，并开始由上至下地追求纪律与管控的社会氛围。这样的作品，对比谷口富美枝笔下徜徉于群山高原恣意自由的摩登女孩们，确实能看出内在精神的差异，也或许更能反映时代的变迁。

从摩登女孩、良妻贤母，到受军国主义影响的机械主义绘画，这些多样化的女性形象出现于二十世纪初期的视觉文化里，除了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样貌，也代表绘画作为记录时代变化的一种媒介，从一百多年前至今始终发挥着它的影响力。

[1]「良妻贤母」为日本汉字写法，即中文通用的「贤妻良母」。

[2]Asato Ikeda, “Modern Girls and Militarism: Japanese-Style Machine-ist Paintings, 1935-1940,” in Asato Ikeda, Aya Louisa McDonald, Ming Tiampo eds.,Art and War in Japan and Its Empire, 1931-1960(Leiden: Brill, 2013), p. 98.

[3]Asato Ikeda, “Modern Girls and Militarism: Japanese-Style Machine-ist Paintings, 1935-1940,” p.94.

本文原文来自arthistorystroll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