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孝孺拒写诏书遭诛十族，873人罹难成忠孝典范

方孝孺拒写诏书遭诛十族，873人罹难成忠孝典范

方孝孺，字希直，号逊志，是明初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和思想家。他以刚正不阿、宁死不屈的精神，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忠孝节义的典范。然而，正是这种坚定的信念，使他成为了朱棣“诛十族”刑罚的受害者，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株连九族案例。

株连九族是中国古代一种极其严厉的刑罚制度，其核心是将罪犯的惩罚扩大至整个家族，以强化统治和震慑潜在的反对者。这一制度最早可追溯至夏朝，历经多个朝代的发展与演变，在明清时期达到顶峰，并最终在清朝末年被废除。

方孝孺（1357-1402），浙江宁海人，是明初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和思想家。他自幼聪颖，勤奋好学，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对忠孝节义有着坚定的信念。方孝孺曾师从宋濂，与高启、张羽、徐贲并称为“吴中四杰”。

方孝孺不仅学识渊博，而且品德高尚，深受明太祖朱元璋的赏识。朱元璋曾评价他：“此儿可儿，真卿不愧。”方孝孺也因此被誉为“读书种子”，成为明代儒学的重要代表人物。

明太祖朱元璋去世后，皇太孙朱允炆即位，是为建文帝。方孝孺被任命为翰林侍讲学士，深受建文帝的信任。建文帝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试图削弱藩王势力，这引起了燕王朱棣的强烈不满。

朱棣以“靖难”为名，发动了“靖难之役”，最终攻入南京，推翻了建文帝的统治。朱棣自立为帝，是为明成祖。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朱棣需要一份即位诏书来证明其合法性。他深知方孝孺的文才和影响力，因此命令方孝孺起草这份诏书。

然而，方孝孺坚守儒家忠孝节义的原则，坚决拒绝为朱棣起草诏书。他不仅撕毁了朱棣提供的诏书纸，还痛骂朱棣篡位。方孝孺的这种行为激怒了朱棣，最终导致了他遭受“诛十族”的极刑。

朱棣对方孝孺施以“诛十族”的刑罚，不仅包括方孝孺的父母兄弟、妻子儿女等直系亲属，还扩大到了他的学生和朋友。据记载，方孝孺的十族共有873人被处死，连坐者更是多达数千人。

方孝孺本人在目睹了族人和朋友被处决的惨状后，依然不屈不挠，最终被凌迟处死。临刑前，方孝孺写下了著名的《绝命词》：“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及社稷。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行赴鼎镬兮，死而不休。奈何君父兮，终不觉悟！”

方孝孺的“诛十族”事件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它不仅展示了封建帝王的残暴，也彰显了方孝孺的忠贞不屈。这一事件成为了中国古代忠孝节义的象征，对方孝孺的敬仰和纪念一直延续至今。

后世对方孝孺的评价极高。明末清初的学者黄宗羲称他为“一代完人”，清代学者全祖望则评价他“以匹夫而肩一代安危之任，其志可悲，其事可法”。方孝孺的生平事迹和思想，成为了后世士人追求理想、坚守信念的典范。

从现代法律和伦理的角度来看，方孝孺的遭遇引发了深刻的反思。株连九族这种极端的刑罚制度，严重侵犯了个人权利和家族亲情，与现代法治精神背道而驰。它不仅造成了无数无辜者的死亡，也破坏了社会的稳定和亲情网络。

方孝孺的坚守固然令人敬佩，但这种以生命和家族为代价的忠诚，也引发了对个人权利与集体责任的思考。在现代社会，我们更强调个体的尊严和权利，反对任何形式的集体惩罚。方孝孺的故事提醒我们，法律应当保护每个人的基本权利，而不是成为统治者维护权力的工具。

方孝孺的“诛十族”事件，是中国古代法律史上的一段悲壮篇章。它不仅展现了个体的崇高精神，也揭示了封建刑罚的残酷性。这一事件让我们思考：在追求理想和信念的同时，如何平衡个人权利与社会责任，如何建立更加公正和人道的法律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