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克鼎亮相上海博物馆，揭秘西周中期文化

大克鼎亮相上海博物馆，揭秘西周中期文化

近日，备受瞩目的大克鼎在上海博物馆展出，吸引了众多历史爱好者前来参观。作为西周中期的重要文物，大克鼎不仅展示了当时的工艺水平，还揭示了许多关于那个时代的文化和社会风貌。此次展览不仅让人们近距离欣赏到这件珍贵的国宝，也让更多人了解了西周中期的历史背景和文物特色。通过这次展览，我们得以窥见古代文明的辉煌，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文化的传承。

大克鼎现陈列于上海博物馆东馆，是禁出文物，上博的“镇馆之宝”。它出土于清光绪年间陕西扶风县法门镇任家村的窖藏，现藏于上海博物馆。大克鼎器型厚重，高93.1厘米，口径75.6厘米，重201.5公斤。微敛口，方唇宽沿，大立耳，腹部略鼓而呈下垂之势，蹄足饰兽面纹。颈部饰三组变形兽面纹，间隔有六道扉棱。腹部主体纹饰为波曲纹，波曲纹是青铜器纹饰的一大发展，打破了兽面纹的对称构形，运用两方连续的带状纹样，形成活泼舒畅的韵律感，是西周中晚期流行的主体纹饰。

大克鼎的内壁有铭文28行，290字。分为两段，第一段有长方形的格子，一字一格，规整严谨，是西周金文的皇皇巨著。第一段内容是克歌颂他的先祖师华父美好的品德，靠着师华父帮助周恭王的余荫，周王册封克担任重要职务——膳夫，职责是传达王命，入达下情。第二段详细记载了周王册命克的仪式和赏赐的内容，仪式是在宗周的穆庙举行，有官员举行仪式，册命辞中重申了对克的任命，并赏赐以礼服、土地和奴隶。克跪拜称颂天子的美德，铸鼎来祭祀先祖师华父。铭文反映了奴隶制由盛而衰时期，世官世禄的现象依然存在，大奴隶主依靠祖荫仍可以获取大量的财物土地赏赐。大克鼎为西周中晚期器，一般认为是周孝王时期。

大克鼎的出土记载有矛盾之处，学者考证，出土时间大致在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夏，是当地村民任致远发现的一处大型铜器窖藏，出土铜器数量记载不同，七十余件或一百二十余件。窖藏出土地点在陕西扶风县法门镇任家村，此地为周人发祥地“周原”的核心地区，出土窖藏众多，1940年此村又发现西周铜器窖藏，1976年邻村出土庄白一号窖藏，著名的史墙盘便在其中。这些两周之际的窖藏，证明此地是西周贵族的聚居地，西周晚期，犬戎入侵，攻破镐京，杀死周幽王，其后周平王东迁洛阳，开启东周，动荡的战火中，贵族迁徙前把珍贵的青铜器埋入地下，此后却没有机会掘出。大克鼎窖藏铜器的著录统计有铭文的共30件，其中作器者为“克”的15件，称为克组器，计有克鼎8件，膳夫克盨xǔ1件，克钟5件，克镈1件，现在分藏在八家博物馆中。其中7件小克鼎，形制相同，大小相次，是一套代表身份的升鼎（列鼎），证明克是周王身边的重臣。这批铜器出土后被古董商贩卖分散，大克鼎送到北京，当时的军机大臣潘祖荫重金买入。潘家是苏州望族，家藏丰富，大克鼎、大盂鼎是潘祖荫旧藏中最重要的两件，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潘家海内三宝有其二，为世人瞩目，后潘家秘不示人，20世纪20年代，潘祖荫的孙媳妇潘达于成为实际的看护人。抗日战争爆发，潘家去上海避难，把大盂鼎、大克鼎深埋在苏州老家，日寇利诱翻查，都没有找到。解放后1951年，潘达于捐献二鼎和其他珍贵文物给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1959年大盂鼎调拨中国历史博物馆（今国博），大克鼎留在上海，成为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大克鼎的波曲纹饰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典型特征，打破了兽面纹的对称构形，运用两方连续的带状纹样，形成活泼舒畅的韵律感。这种纹饰的变化反映了西周中晚期社会风尚的变革，从商代和西周早期的神秘威严转向更加生活化和装饰性的风格。大克鼎的铭文书法也是其艺术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290字的铭文布局规整，字迹清晰，是西周金文的代表作。金文书法在西周中晚期达到了高度的艺术成就，大克鼎的铭文不仅记录了重要的历史信息，也是研究西周书法艺术的重要资料。

大克鼎不仅是西周中期青铜工艺的杰出代表，也是研究这一时期社会制度、政治结构和文化发展的重要实物资料。其铭文内容反映了西周的册封制度和奴隶制社会的特征，为研究西周历史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大克鼎的出土和流传经历也反映了中国近代文物收藏和保护的历史，从清末的民间收藏到现代的博物馆展示，见证了中国文物事业的发展历程。

大克鼎作为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价值。此次展览不仅是一次文物展示，更是一次穿越时空的文化之旅，让观众得以近距离感受西周中期的辉煌文明。通过大克鼎，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件精美的青铜器，更读懂了一段尘封的历史，体会到了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