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建康水路交通：经济命脉与文化纽带

东晋建康水路交通：经济命脉与文化纽带

东晋南朝时期，水路交通是王朝推行政令的途径，也是商旅往来要路，长距离交通对经济开发、物资流动产生重要影响。东晋贺循所谓：“江道万里，通涉五州，朝贡商旅之所来往也。”水路交通既是王朝推行政令的途径，也是商旅往来要路，长距离交通对经济开发、物资流动产生重要影响。

东晋南朝的政治、经济中心在长江三角洲平原，都城建康所在丹杨郡（今江苏南京）及周边的晋陵（今江苏镇江）、吴郡（今江苏苏州）、吴兴（今浙江湖州）、义兴（今江苏宜兴）等郡是各地人员、物资主要流动方向。由建康出发，沿途经过历阳（今安徽马鞍山）、宣城（今安徽宣城）、庐江（今安徽六安）等郡，进入长江中游，到达寻阳郡（今江西九江）。

寻阳居鄱阳湖水系和长江交汇处，长期是江州治所所在。寻阳设有邸阁，既是粮食转运重要节点，也是繁华的商业城市。刘宋江州刺史桂阳王刘休范起兵向建康，从寻阳出发，在此征用到大量商船。沿赣江继续向上，经豫章（今江西南昌）、庐陵（今江西吉安）等郡到达南康郡（今江西赣州）。由南康翻越大庾岭，入浈江到达始兴郡（今广东韶关）进入珠江流域，继续顺北江而下到达南海郡（今广东广州）。东晋南朝时期犀角、玳瑁、香药、象牙等奢侈品大量由南海郡输入腹地，造就不少富商巨贾。当时俗语称广州刺史在城门经过，可获得三千万钱，可见南海郡商贸发达。南海郡与南康郡间存在频繁的人员流动与紧密的社会网络。海外商人竺婆勒经常常往来岭南经商，其子金伽则生于南康郡。

寻阳郡继续向上，经武昌郡（今湖北鄂州）、西阳郡（今湖北黄冈）到达江夏郡（今湖北武汉）。江夏郡是长江和汉江交汇处，《水经注》称：“商舟之所会。”汉水上游是东晋南朝侨雍州治所襄阳（今湖北襄阳）。当时虽然南北分裂，襄阳作为军事重镇，往往是战争前沿，但是民间边境贸易同样往来频繁。北朝恒农郡（今河南三门峡）居民常将漆、蜡、竹木等贩卖至南朝境内，州牧往往参与其中，被时人抨击只知通商敛财，而无防寇御贼之心。南齐武帝萧赜布衣时常前往襄阳行商，即位后作《估客乐》，怀念往昔。南朝至唐，乐府诗中有一类以商旅、歌伎为主题者，名为《大堤曲》《襄阳曲》，严耕望认为这与当时发达的商业交通有关。

江夏郡溯游而上，则是洞庭湖水系和长江的交汇处巴陵郡（今湖南岳阳）。与寻阳郡相同，巴陵郡也设有较大的邸阁，屯集物资。巴陵沿湘江而上则是长沙（今湖南长沙）、湘东（今湖南衡阳）、零陵（今湖南零陵）、桂阳（今湖南郴州）等郡，逾岭同样进入珠江流域，与南海郡相连。东晋南朝史籍对湘江地区经济情形直接记载较少。就前代而言，零陵、桂阳是岭南与洛阳间交通重要节点。东汉时交州经海路贡献方物风险极大，郑弘建议开通零陵、桂阳陆路以通贡献。西晋时零陵、桂阳与江汉平原关系密切，杜预通过夏水—巴陵沟通零陵、桂阳。东晋南朝时湘州擅长制造可运万斛米大船。史载岭南曾连年干旱，连江断流，对商路带来极大影响。而且，由南海通往零陵的苍梧（今广西梧州）、始安（今广西桂林）二郡依然有大量户籍人口，处于王朝较有力控制下。湘江应依然是重要交通线。

巴陵经南平郡（今湖北公安）至南郡（今湖北荆州）。南郡地当中古时期东西南北交通要冲，既是东晋南朝荆州治所江陵所在，也是长江中游最大的都会，西曲中不少歌谣记录江陵与建康间交通情形。本地物产丰富，商业繁盛，诸如马匹、皮毛、毡子等北方特产同样汇聚于此。东晋南朝以荆州为重镇，往往荆扬并举，梁时萧绎出镇荆州，身边围绕大量文士，江陵成为当时重要文化中心。侯景乱后建康为墟，萧绎即位于此，与其发达的经济，不无关系。

南郡以上郡县数量和规模迅速下降，南郡至蜀郡（今四川成都）间，较重要的是巴东郡（今重庆奉节）和巴郡（今重庆市）。巴东地处瞿塘峡入口上游，战国时已是水运交通要道。郡出井盐，萧齐置巴州、萧梁置信州于此，长期是军事要地。峡江虽然地险流疾，但河床深、水量大，利于行大船。隋灭陈时杨素曾于此造五层大船，高百余尺，容纳数百人。唐杜甫寓居此地时所作古诗不少涉及商旅往来、交通贸易，行商、操舟是当地人重要生计来源，这反映的情形是东晋南朝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巴郡位于嘉陵江与长江交汇处，刘宋置三巴校尉于此。县有市肆，四日一会。由巴郡沿嘉陵江逆流而上，进入涪江可以到达四川盆地北缘梓潼郡（今四川绵阳），东晋时谯纵割据蜀地，刘敬宣讨伐，沿此路线而上。西汉水上的巴西郡（今四川阆中）是沟通蜀地与汉中交通要地，当时称“居蜀汉之半，当东道要冲”。

蜀郡是长江上游最大都会，益州州治所在。战国以来蜀郡不断得到开发，号为“天府”。除了本身物产丰富外，在分裂时期，蜀郡还成为河西地区通往建康的必经之路。前凉文王张骏为与东晋通使，曾向占据蜀地的成汉称藩借道。刘宋高僧昙摩蜜多本罽宾人，由龟兹前往敦煌。为前往建康传播佛教，昙摩蜜多辗转进入蜀地，出三峡在江陵长沙寺造立禅阁，最终到达建康中兴寺，并在三吴地区继续扩大佛教影响。甚至更北部地区的柔然也借由蜀郡与南朝政权通使。大量商人聚集在蜀郡，交易布帛、丝绵、马匹等，临近益州的吐谷浑也成为当时商贸往来的繁荣地区。

东晋南朝时期，除上述内河航运外，也存在近海航行路线。从建康经晋陵郡入海，向南途经会稽郡（今浙江绍兴）、临海郡（今浙江台州）、永嘉郡（今浙江温州）、晋安郡（今福建福州）可到达南海郡。梁陈之际晋安割据势力陈宝安常经此路线侵扰三吴，有时也进行米粟贸易。南海郡有博罗县（今广东博罗县），萧梁刘昭称博罗因罗浮山从会稽浮往博山而置。山可以自行移动固然荒诞不经，但传说的出现可旁证时人心中交通路线。东汉时零陵、桂阳道路一度难通，海路承担转运交州贡赋功能。

晋陵与广陵（今江苏扬州）隔江相对，广陵入海向北可到达东海郡（今江苏连云港）。东晋孙恩在三吴地区起兵，一度进至建康附近，为避刘裕兵锋，继而北上，别将进攻广陵，身自前往东海郡。由东海郡继续沿海向北可到达辽东、朝鲜半岛。东晋南朝时北燕、高句丽、百济等政权与建康通使即此路线。

水路交通对东晋南朝的经济开发和物资流动产生了深远影响。寻阳、江夏、巴陵等地的邸阁成为粮食转运的重要节点，促进了物资的流通和贸易的发展。南海郡的奢侈品贸易造就了众多富商巨贾，成为重要的经济来源。此外，近海航线的开辟进一步拓展了贸易范围，加强了与周边国家的经济联系。

水路交通不仅促进了经济繁荣，还推动了人员流动和社会网络的形成。寻阳、江夏、巴陵等地的邸阁成为粮食转运的重要节点，促进了物资的流通和贸易的发展。南海郡的奢侈品贸易造就了众多富商巨贾，成为重要的经济来源。此外，近海航线的开辟进一步拓展了贸易范围，加强了与周边国家的经济联系。

水路交通的发达也促进了文化交流和思想传播。高僧昙摩蜜多从西域经蜀地到达建康传播佛教，体现了水路交通对宗教文化传播的重要作用。同时，水路交通的便利也促进了各地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推动了社会文化的繁荣发展。

东晋建康水路交通的发达，不仅推动了江南地区的经济开发，还加强了各地之间的联系和交流，为南朝的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水路交通的便利也为文化的传播和交流提供了重要途径，推动了社会文化的繁荣发展。因此，东晋建康水路交通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它不仅影响了当时的社会发展，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