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昆明河泊所遗址新发现揭秘东汉末年益州建筑

云南昆明河泊所遗址新发现揭秘东汉末年益州建筑

云南昆明河泊所遗址近期考古新进展揭示了东汉末年益州的历史建筑遗存。考古学家们发现了大量的封泥、简牍以及大型建筑遗迹，其中包括可能的城墙基础和大型官制建筑的基础。这些发现不仅证实了当时西汉中央政府对云南行使治权，还展示了中华文明在西南边疆的多元一体发展。通过这些考古成果，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东汉末年益州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风貌。

河泊所遗址位于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上蒜镇河泊所村附近，距离曾出土“滇王之印”的石寨山古墓群不远。该遗址面积约为12平方千米，核心区达3平方千米，自2014年启动石寨山大遗址考古工作以来，通过大量的考古调查、钻探，结合小规模的发掘，可确认河泊所遗址的河泊所片区为滇文化的核心分布区，其堆积为台地和水域相间分布的空间格局，是有意识的人类行为。2021年，对河泊所遗址河泊所片区上西河村地点的发掘，发现道路、大型建筑基址等重要遗迹，以及出土包含“益州太守章”在内的大量官印封泥。2022年上蒜第一小学地点校园内清理的H18出土了包含“始元四年”“滇池以亭行”等字样的简牍，绝大多数专家认为上蒜一小地点及周边区域为益州郡的郡治。此后，近几年都有遗迹和遗物的新发现。目前，出土各类官印封泥和私印封泥达1800余枚，出土简牍25000余枚，其中有字简牍达5000余枚，简牍的种类很丰富，主要为官方往来文书，司法文书、户版、名籍、书信和典籍，涉及政区建制、职官制度、赋税制度司法制度和民族关系等。

2023年遗址考古发掘面积1000平方米，发现了建筑基址、道路、房屋、陶片堆、墓葬等丰富遗存，出土各类器物近700件。重要发现包括300多枚封泥和300多片有字简牍。封泥印文包括益州刺史、益州太守章、犍为太守章、越巂太守章、广汉太守章等官职，扩大了益州郡文书往来范围，是西南地区自古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实证。简牍出土于7个地点，年代推测属于东汉，与该遗址此前出土的西汉简牍一脉相承，延长了云南出土文字史料的时间跨度。

2024年，在国家文物局和云南省文物局的大力支持下，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重点围绕益州郡郡治，在该地区做了大量考古工作，在城墙、道路和建筑基址等发现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考古钻探表明：西起西王庙、东到金砂村的区域发现有整体呈长方形的环壕，其中北环壕长1471米，南环壕长2355米，东环壕长275米，西环壕长457米，环壕内面积约773000平方米。环壕内为文化堆积区，环壕外发现的文化堆积极少。在环壕内发现有零星分布的人工堆积体，怀疑为城墙残段。

对道路L6的解剖表明：该道路始建于西汉中期，延续至南朝时期，至少分五次铺筑，分别采用瓦片、细碎螺壳、黏土、石块等材料。道路路面由窄渐宽，道路边上均配有路沟。

本年度的考古发掘位于2023年发掘区的西北部（道路L6北侧）、西部（道路L6南侧）、西南部（上蒜一小校园内），以及西南角新开探沟TGN58E83，总发掘面积约2000平方米，清理发现柱坑、房屋、灰坑、灰沟和水井等遗迹。出土遗物十分丰富，除了陶器、铜器、铁器、漆器外，还出土了大量板瓦、筒瓦等建筑构件，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新近发现的“益州”云纹瓦当、“滇王相印”等近400枚封泥以及包括“永寿三年”（公元157年）在内的有字简牍。

河泊所遗址的建筑遗迹展现了东汉末年益州建筑的独特风格和文化融合特征。发现的大型建筑遗迹磉墩，分布区域长约20米、宽约15米，由泥土混合大量螺蛳壳筑成，附近还有破碎的大型筒瓦和沟瓦。专家推测这些磉墩应为大型官制建筑基础。此外，发现的宽约12米的道路，系2021年发现道路的延伸。解剖表明，这条道路至少前后三次铺筑，最上层路面年代为魏晋时期，推断这条道路应该是益州郡城内主干道。

这些发现不仅展示了东汉末年益州建筑的规模和技术水平，还体现了中原文化与西南地区文化的融合。例如，建筑中使用的筒瓦和沟瓦等建筑构件，以及“益州”云纹瓦当的发现，都显示出与中原建筑风格的联系。同时，建筑中使用大量螺蛳壳作为建筑材料，反映了当地自然资源的利用和地方特色。

河泊所遗址的考古发现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首先，这些发现证实了西汉中央政府对云南的有效管辖。大量封泥的发现，包括益州刺史、益州太守章、犍为太守章、越巂太守章、广汉太守章等官职的封泥，表明了当时行政体系的完备和中央政府的统治范围。简牍中记载的官方往来文书、司法文书、户版、名籍等内容，进一步证实了汉代中央政府对西南边疆的治理和管理。

其次，这些发现为研究东汉末年益州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风貌提供了重要线索。建筑遗迹和道路的发现，反映了当时城市规划和建设的水平。简牍中记载的赋税制度、司法制度等内容，揭示了当时的社会管理和经济活动。此外，封泥和简牍中涉及的政区建制和职官制度，为研究东汉末年的地方行政体系提供了宝贵资料。

最后，河泊所遗址的考古发现对理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些发现展示了中原文化与西南地区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体现了中华民族在边疆地区的交往交流交融。同时，这些发现也为研究古代中国西南边疆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提供了宝贵资料，进一步证明了云南作为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历史地位。

云南昆明河泊所遗址的考古新发现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不仅揭示了东汉末年益州的历史建筑遗存，还展示了中华文明在西南边疆的多元一体发展。这些发现不仅证实了当时西汉中央政府对云南行使治权，还展示了中华文明在西南边疆的多元一体发展。通过这些考古成果，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东汉末年益州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