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拉多博物馆《蒙娜丽莎》复制品巡展：跨越时空的艺术对话

普拉多博物馆《蒙娜丽莎》复制品巡展：跨越时空的艺术对话

2024年4月23日，上海浦东美术馆迎来了一场艺术盛宴——“光辉时代：普拉多博物馆中的西班牙往事”大型展览。作为普拉多博物馆迄今为止在华的最大规模展览，此次展出的70幅油画真迹，横跨16至20世纪，集中展示了约50位欧洲殿堂级艺术家的代表作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普拉多博物馆馆藏的《蒙娜丽莎》复制品，这幅被认为是所有已知达·芬奇《蒙娜丽莎》临摹画作中最为古老的一幅，首次离开普拉多博物馆，来到中国展出。

普拉多博物馆的《蒙娜丽莎》复制品自1819年以来便一直被收藏在西班牙的普拉多博物馆，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被看作是一个相对来说重要性不高的复制品。关于普拉多藏《蒙娜丽莎》的记载最早出现在1666年马德里王家城堡的一份物品名册内，它在该名册中被称之为“出自列奥纳多之手的女性”。然而这幅作品何时成为西班牙皇室收藏品仍不明确，可能17世纪初它就已经在西班牙了。自从普拉多博物馆于1819年建立以来，这幅画作就成为它的永久收藏的一部分。

这幅画作的真正价值直到2011年才被重新发现。在普拉多博物馆对馆藏的《蒙娜丽莎》进行修复期间，专家发现该画作与卢浮宫所藏的原版《蒙娜丽莎》实为同一时期在达·芬奇工作室内绘制而成。自此，这幅作品便跻身普拉多博物馆最受关注的珍品之列。

在复原之前，这幅画被归为16世纪初期的匿名复制品，展出时它一般挂在意大利艺术家（例如拉斐尔或安德烈亚·德尔·萨尔托）的画作一旁。该作品另外还存在石版印刷版本，这对于匿名复制品来说是不同寻常的。修复以前的普拉多蒙娜丽莎为黑色背景。

这件作品在复原以前背景是黑色的，经过了普拉多博物馆在2010年到2012年的复原工作之后，背景的景观就完全恢复原貌了。“在修复之前，这幅作品中的风景被一层深色的颜料覆盖，无法看到下面的内容，修复之前的画作由于清漆的作用而不断老化，无法展现其巨大的价值。”策展人普拉萨说。

卢浮宫版蒙娜丽莎眼部细节

普拉多蒙娜丽莎眼部细节

从油漆的氧化反应显示黑色背景是在画作面世200年之后涂上去的（不早于1750年）。在进行复原工作的过程当中，通过红外线摄影技术的比较表明，普拉多蒙娜丽莎和卢浮宫蒙娜丽莎有可能是同时进行的，并且普拉多蒙娜丽莎复制了原作的大部分创作过程，但没有试图模仿它。卢浮宫《蒙娜丽莎》中的许多隐形修改在普拉多的画作木板中得到了重复。后者还显示了与原作无关的修正和自由线条，这反映了画家的疑虑，并表明比单纯的复制品更复杂的过程——这证明尽管工作室画家在达·芬奇的监督下工作，但达·芬奇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风格。

红外线成像下的卢浮宫《蒙娜丽莎》（左）和普拉多蒙娜丽莎（右）

修复完成后，这件作品2012年借展卢浮宫，参加“圣安妮：列奥纳多·达·芬奇最后的杰作”的特展。此次在浦东美术馆，也是这件作品卢浮宫展出后，首次离开普拉多博物馆。

普拉多蒙娜丽莎运用了单点透视法

浦东美术馆“光辉时代”的特别单元，聚焦普拉多藏《蒙娜丽莎》在2011年修复之前、修复期间以及修复之后的历史。

普拉多的《蒙娜丽莎》不仅是一幅简单的复制品，更是研究达·芬奇工作室工作方式的宝贵资料。通过红外反射成像技术，专家发现这幅临摹画作与卢浮宫的达芬奇《蒙娜丽莎》原作是同期作品。两者在构图调整上高度一致，尤其是蒙娜丽莎的双臂、右手手指以及头部的修改痕迹完全吻合。例如，两幅画的面纱轮廓都有缩小的迹象，面纱轮廓被处理的更窄。变窄的处理在临摹画作中体现的更明显，原作中所有的修改痕迹都在临摹画作中都被处理得更明显，可能由临摹者的笔法或材料所致。

更令人惊喜的是，普拉多《蒙娜丽莎》的基底材料与达·芬奇的创作习惯惊人地一致。最初被认为使用杨木基底的这幅画，经检测实际上是用胡桃木制作的。而且，它没有使用当时常见的石膏加胶液基底，而是采用了双层油性基底——这种技法正是达·芬奇及其工作室在特定时期常用的。

临摹者在具有反光特性的基地材料上作画，基地上赋有一层分布不完全均匀的橙色底色，而在橙色之上，画家又新加了一层灰色的渲染色，这种灰色被画家琴尼诺.琴尼尼(Cennino Cennini)称作“水彩渲染墨水”，它通过分布光影，自下而上的产生明暗效果，作画时无需在表面另行着色绘制阴影，因此临摹者使用非常薄的一层透明涂层，另灰色渲染层得以显现在作品表面，并用非常细小的红色笔触进行点染，只有在近距离观察画面时才能察觉到，这些笔触在蒙娜丽莎的嘴唇和脸颊上最为明显。此类技法吸收了达芬奇手稿的绘制方式，与之相似的有人物眼睑内侧使用红色线条描绘的表现方式，例如现存于大都会博物馆的达芬奇《圣母头像》中的圣安娜。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工作室中，临摹画作一方面能作为绘画教学的材料，为教师提供一系列样本，供学徒模仿；另一方面，临摹画作可以为工作室盈利，老师提供样本，工作室其它成员进行复制，将这些批量产出的画作拿去售卖。不同于二十世纪早期先锋主义艺术运动中文化思潮对临摹的偏见，文艺复兴时期的临摹画作带有伟大艺术家的名人光环，签名和印章，被赋予社会价值，受到收藏家的推崇，以达芬奇这样的艺术大师原作为蓝本的临摹画作令人心驰神往。

普拉多《蒙拉丽莎》的价值不仅在于揭示16世纪上半叶达芬奇工作室的工作方式，还原当时包括但不限于技法材料、艺术观念、审美品味等层面的艺术面貌，更重要的是，作为与原作卢浮宫《蒙拉丽莎》同时摹绘、修改的作品，通过与原作的对照研究，普拉多《蒙拉丽莎》有助于回应美术史乃至宏观历史领域研究中需要重点关注和阐释的问题，即其如何与历史乃至当下语境发生关联和互动。伴随观者对其意义的理解与再阐释的丰富，新知不断产生，价值不断涌现。

浦东美术馆为此次展览精心设计了沉浸式体验。在展览开篇，观众将看到一系列摄影原作、复制品和动画，探索普拉多的《蒙娜丽莎》在博物馆各个时期、不同展示方案中的展出情况。第二部分将重点介绍普拉多博物馆所开展的修复和研究工作，不仅揭示出画作的真实面貌和价值，还展现了先前被遮蔽的画面背景中的风景。最后，观众可以近距离观赏这幅杰作，并通过丰富的细节和辅助资料，深入了解这幅画作的重要意义。

展览还特别设置了“可触摸版的蒙娜丽莎”，附有盲文展签，旨在为视障人士感知作品服务。这种包容性设计体现了展览对艺术普及的重视。

三层公共区域中的长展墙上设有趣味互动打卡点，排布的四组人物群像以真人比例呈现，分别取自展览中的四幅画作，邀请观者前去合照。这面墙的对面是一条贯穿展览年代的时间轴，分别体现了这段“光辉时代”里西班牙、中国，以及艺术领域三种不同框架中的历史。涵盖十大主题单元的三层展区，时间线索始于16世纪的查理五世时期，终于20世纪初。展出的馆藏真迹以视觉文化的形式生动展现16世纪至20世纪宫廷庆典、王朝政权、神话故事、精神信仰和民众生活等诸多方面内容，以及这五百年间西班牙历史的重要篇章和欧洲艺术发展的关键历程。

三层开篇的两个展区，其一呈现了普拉多博物馆珍藏的部分重要肖像画，包括费利佩二世、费利佩四世、卡洛斯四世等君主以及贵族和资产阶级人物的肖像。鲁本斯(Peter Paul Rubens)绘制的肖像《马背上的费利佩二世》(Philip II on Horse

普拉多的《蒙娜丽莎》不仅是艺术史上的瑰宝，更是连接历史与当代的桥梁。它揭示了16世纪上半叶达·芬奇工作室的工作方式，还原了当时包括技法材料、艺术观念、审美品味等层面的艺术面貌。更重要的是，作为与原作卢浮宫《蒙娜丽莎》同时摹绘、修改的作品，通过与原作的对照研究，普拉多《蒙娜丽莎》有助于回应美术史乃至宏观历史领域研究中需要重点关注和阐释的问题，即其如何与历史乃至当下语境发生关联和互动。伴随观者对其意义的理解与再阐释的丰富，新知不断产生，价值不断涌现。

此次展览不仅是艺术的盛宴，更是文化对话的平台。它不仅展示了西班牙的历史变迁，也体现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碰撞。正如艺术家蔡国强所说：“如果存在一种西班牙绘画的精神，我理解是更多画家感性的精神，体现在画面现场的冒险，画布前自然流露的天才般的绘画魅力，包含一种工匠般的能力。用笔用色、画面浓淡松紧的控制，都被保留在画面清晰可见的笔触痕迹里，百年后仍呼之欲出……”

普拉多博物馆的《蒙娜丽莎》复制品巡展，是一次跨越时空的艺术之旅。它不仅让我们领略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魅力，也让我们思考艺术在当代社会中的意义。这幅画作不仅是达·芬奇艺术的延续，更是人类创造力和智慧的结晶。它以独特的视角，展现了艺术与历史的交织，激发了人们对美的追求和对知识的渴望。正如普拉多博物馆馆长米格尔·法洛米尔所说：“今天的西班牙是一个小国，但在几个世纪前，它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大国之一。”通过艺术作品来向中国观众介绍西班牙的历史对于普拉多博物馆而言，是一条合适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