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女作家笔下的恋爱：新女性的抗争与传统闺秀的挣扎

两位女作家笔下的恋爱：新女性的抗争与传统闺秀的挣扎

冯沅君和凌叔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女作家，她们的小说作品中对女性恋爱心理有着深刻的描绘。冯沅君的《卷葹》和凌叔华的《花之寺》展现了不同背景下女性对于爱情的追求和挣扎。冯沅君笔下的女学生大胆追求恋爱自主权，而凌叔华则细腻刻画了闺中小姐们的内心世界。这些作品不仅反映了五四时期的女性意识觉醒，也为现代言情小说提供了宝贵的心理描写范本。通过对比分析两位作家的作品，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现代言情小说中恋爱心理的演变和发展。

《卷葹》是冯沅君的首部小说集，出版于1927年，初版时有4篇小说，分别为《隔绝》《隔绝之后》《旅行》《慈母》，1928年再版时增收《误点》和《写于母亲走后》。这6篇小说在情节、题材上都有许多相似之处，情感冲突是贯穿始终的母题。女学生们外出求学，受了新式思想、自由恋爱之风的熏陶，她们大胆追求恋爱自主权，但旧家庭中的母亲们只盼望女儿归家，走那些为旧道德所认可的“正道”。在这样的拉扯之下，女学生们便处于恋人之爱与母亲之爱的激烈冲突中。冯沅君以充分贴近人物的笔触，描写了她们的挣扎与不甘，鲁迅评价冯沅君的创作：“实在是五四运动前后，将毅然和传统战斗，而又怕敢毅然和传统战斗，遂不得不复活其‘缠绵悱恻之情’的青年们的真实的写照。”

《隔绝》与《隔绝之后》是系列故事，《隔绝》的创作素材是冯沅君表姐吴天的爱情悲剧。在地主家庭中成长的吴天，难以逃脱包办婚姻，被父母安排与土财主之子订婚。吴天追求自己的学业时，遇到了惺惺相惜的恋人。然而家中长辈大为反对，视为奇耻大辱，将其禁锢在家中，吴天欲以绝食坚决反抗。《隔绝》中的纗华，某种程度上便是以吴天为原型。作品以第一人称的书信体形式，通过纗华对男主人公士轸情真意切的心声，呼唤共同冲破封建婚姻牢笼，表现出青年人的抗争。

《旅行》描写一次“完成爱的使命”的旅行——两个大学生在外地的十天同住生活。他们在两人的“小世界”中感受到了被爱充满的氛围。“我们只知道相偎依时的微笑，喁喁的细语，甜蜜热烈的接吻。”即使是短暂的分别，情侣二人也要尽受寂寞之苦和相思之煎熬：“我们竟爱得成这样了。”

而《慈母》和《写于母亲走后》给读者呈现的一位少女愧疚而又痛苦的心路，母亲养育少女长大成人，殷切与温柔都给了爱女，无奈冲出家庭的雏鸟有了自己的追求，在情与理中陷入两难。

这些小说中的女学生都具有类似的特点，那就是大胆热烈的心灵。这和冯沅君的文艺观紧密相关，她青睐创造社那种浪漫书写的态度，也认为“文学作品必需作者的个性”，而最能体现作者个性的便是那些第一人称视角的创作体裁，比如冯沅君青睐的书信体，“至于书信，我以为应较其他体裁的作品更多含点作者个性的色彩”。

1.对爱情的态度：刚烈勇敢、爱得彻底

冯沅君以大胆细腻的恋爱心理描写著称。“现代性爱”区别于“古代的爱”的第二个标志，恩格斯认为是“强烈和持久”，尤为突出体现的是对待恋爱的坚决态度，“仅仅为了能彼此结合，双方甘冒很大的危险，直至拿生命孤注一掷”。冯沅君笔下女学生们追求爱情的姿态，恰恰与此极为相似。《隔绝》中，纗华与士轸是同盟者的身份，希冀二人合力抗争、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而《隔绝之后》则是一曲殉情的悲歌，纗华愤而自杀，士轸亦追随爱人而去。青年们以啼血的声音，发出“身命可以牺牲，意志自由不可以牺牲，不得自由我毋宁死的悲歌”。

2.对异性的态度：想象中的共同体

冯沅君笔下的女主人公，常常并非独立存在，在塑造其形象的过程中，与之对照的男性似乎无法言说自己的声音，与女主人公并置存在。这种共同体的建构，存在着想象的成分。这是一种叙述上的结合，第一人称视角常常从“我”变为“我们”，如《旅行》中的这一段：“我很想拉他的手，但是我不敢……因为我害怕那些搭客们的注意。可是我们又自己觉得很骄傲，我们不客气的以全车中最尊贵的人自命……我们的目的却是要完成爱的使命。”

不仅如此，作者还以叙述人的身份对“我们”的行为施予合理性，再对其他乘客进行批判，美化“我们”这一对与理想契合的情人，以俯视的角度、轻蔑的语气与乘客形成对立关系。文本中的叙述视点没有分出“自我”与“他”，没有性别主体、性别眼光，而是中性的、超性别的，小说的主人公是复数“我们”。“两人共用一套感应神经来感受，是一种观念化和意识形态化了的爱情，并不在现实中存在。”而从另外一个层面而言，这种所谓的“同盟”，潜藏着将女性去性别化的嫌疑，摆脱了主体性别身份的叙述立场，反倒难以摆脱对男性的依附，但这在当时的情境下也是具有历史合理性的。中国女性，千百年都在父权制的笼罩之下，不具备产生独立的性别意识的土壤，成为女性解放的一大阻力。所以最初的女性解放运动，在中国的语境下，很难是由女性所主导的具有自发性质的以性别意识的觉醒为前提的运动。现实中的女性势单力薄，在自我解放道路上举步维艰，不能仅仅依靠女性群体内部的力量，还需要与男性结成爱情同盟获得力量支持，以爱情作为旗帜，通过这种合力，以及社会的整体解放，来促成妇女的解放。

3.内心世界：情感冲突

冯沅君笔下的少女，内心世界充满矛盾，常常处于传统礼俗观念与现代性爱观、母亲之爱与情人之爱的双重情感冲突之中。

在第一对矛盾中，女学生们既追求精神层面上灵魂共鸣的圣洁爱情，但与此同时，也承受着种种“性爱禁忌”、道德礼法的打压。灵肉受苦的困境，追溯其文化心理层面的源头，还

《花之寺》于1928年出版，其中收录了凌叔华的17部短篇小说，主要的内容，一是反映待字闺中的小姐们的庸常生活，细腻地展现她们的内心世界，对在传统旧俗熏陶下无法主宰自己命运的少女们，既有同情又有微讽；二是以冷静的笔触揭露上层太太们的种种庸常生活，以针一般的光芒审视她们的可悲与麻木；三是展现新式女性们在走到自由恋爱的终点——婚姻后的矛盾心理，表现新女性在母职惩罚中的痛苦和无奈。鲁迅先生直言：“她恰和冯沅君的大胆，敢言不同，大抵很谨慎的，适可而止的描写了旧家庭中的婉顺的女性。即使间有出轨之作，那是为了偶受着文酒之风的吹拂，终于也回复了她的故道了。”

在挖掘这两部作品的整体女性立场之外，笔者将目光投注于当时少女的两种困境，闺中小姐仍处于牢笼之中或陷于半新半旧的尴尬境地；新式学生以稚嫩的双翼飞翔到更广阔的天地，然而却只是风筝，仍有一根线紧紧拉扯着她们。冯沅君发出振聋发聩的呐喊，我们看到她笔下少女的抗争；凌叔华发出的是低回婉转的哀叹，我们看到她笔下闺中小姐们的茫然。

通过对比冯沅君和凌叔华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到现代言情小说中恋爱心理的演变。冯沅君笔下的女学生代表了新女性的觉醒，她们敢于挑战传统束缚，追求恋爱自主权。而凌叔华则更多地展现了传统女性的困境，她们在旧式家庭中挣扎，渴望自由却又无力改变现状。这种对比反映了五四时期女性意识的复杂性，既有激进的反抗，也有保守的妥协。

两位作家的作品都深刻影响了现代言情小说的发展。冯沅君的《卷葹》开创了现代女性恋爱心理描写的新模式，展现了女性在追求爱情过程中的复杂情感。而凌叔华的《花之寺》则细腻地刻画了女性内心的挣扎，为现代言情小说提供了丰富的心理描写素材。

冯沅君和凌叔华的作品不仅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对现代言情小说创作也有重要启示。她们展现了女性在追求爱情过程中的复杂心理，揭示了社会变革对个人情感的影响。这些作品提醒我们，言情小说不仅仅是娱乐读物，更是反映社会现实、探讨人性的重要载体。通过阅读这些经典作品，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现代言情小说的发展脉络，以及它在反映社会现实问题方面的独特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