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司法的“无讼”智慧

中国古代司法的“无讼”智慧

“无讼”理念是中国古代司法制度的重要特征，体现了古人对和谐社会的追求。这一理念不仅在古代司法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其蕴含的智慧对现代司法制度的完善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无讼”理念最早可追溯至春秋时期，孔子在《论语·颜渊》中提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这句话道出了“无讼”理念的核心——通过道德教化预防纠纷，从根本上消除诉讼的根源。儒家认为，单纯依靠法律强制并不能从根本上消弭争端，只有培育良好的道德，才能使人遵守礼法，各种社会纷争才能在无形之中得到化解。

这一理念在古代司法实践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在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基础的乡土社会中，民事纠纷主要依靠宗族、村落的自我调节来解决。古代交通不便，诉讼制度供给不足，司法机构不完善，这些因素进一步限制了诉讼观念的生成及发展。因此，“无讼”的价值取向契合我国古代的社会现实，有深厚的思想文化、社会经济及法律基础。

为了实现“无讼”的理想，古人发展出一套完整的司法制度和实践方法。

制度建设：防患于未然

古人认为，要实现“无讼”，关键在于预防纠纷的发生。《汉书·贾谊传》指出：“言使吾听讼，与众人等，然能先以德义化之，使其无讼。”这表明古人重视通过道德教化来预防纠纷。例如，明代朱熹在福建漳州任知府时，颁布礼教条令，“采古丧葬嫁娶之仪，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说，以教子弟”，教导当地民众依据礼律行事，劝诫民众要彼此友好、息讼停争。

调解机制：化解矛盾于诉前

调解是中国传统法文化中独具特色的司法传统，最早可追溯至西周时期。西周时期的铜器铭文中已有对调处的记载，周代的官制中设有专门负责调解事务的“调人”。此后，调解制度历经秦、汉、唐、元逐渐完善。

到了明代，调解已成为一般案件的必经环节，并专门在乡里设立了调解民间纠纷的“申明亭”，“凡民间应有词状，许耆老里长准受于本亭剖理”。在清代，矛盾纠纷的解决机制分为三类，即民间调解、官府调解和官批民调三种类型。无论哪种方式，都是寓教化于调解之中，体现了避免对立、维护道德、导人向善的取向，是追求“无讼”的重要体现。

诉讼限制：严格把控诉讼程序

我国古代各朝大多从制度上对提起诉讼的主体、时间、事由、形式、前置程序等作出了较为严格的限定。例如，《唐律疏议·斗讼律》规定：“即年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者，听告谋反、逆、叛、子孙不孝及同居之内为人侵犯者，余并不得告。”同时，起诉人在参与诉讼活动时，有一些特定内容不能作为起诉理由。比如，《唐律疏议·斗讼律》指出：“诸告人罪，皆须明注年月，指陈实事，不得称疑。违者，笞五十。”

此外，起诉主体必须严格遵守诉讼程序规定，逐级进行诉讼，禁止越诉。在诉讼时间上作出严格限制，规定时间以外起诉的，官府一律不予受理。例如《宋刑统・户婚律》规定：“谓诉田宅、婚姻、债负，起十月一日，至三月三十日检校，以外不合。若先有文案交相侵夺者，不在此例。”仅在每年农忙之后的特定时间段内，司法官才会受理有关土地、房宅、婚姻、债权债务的案件，以免影响生产。这就是“务限法”。这样的规定一直延续到清朝。

官吏裁判：公正裁断促和谐

对于那些必须付诸诉讼的纷争，要通过公正裁断、明辨是非、晓谕百姓，尽快协调好利益关系，从而减少类似诉讼发生。这要求司法官充分揆度法律、人情，在诉讼过程中作出合法、合理的判断，使争讼者不仅表面上服从裁决，而且使其没有争讼之心。“盖听而辨其曲直，是服其言未服其心也。必使之感悔自讼，释讐解怨，不争而去，是所谓无讼也。”也就是说，一个案件的终结不仅是顺利作出裁决，还应当从更深层次消解当事人双方的矛盾。争讼之人的矛盾得到了合理解决，因此信服决讼结果并冰释前嫌，就此再无所争。与此同时还要重视司法效率。一个案子久拖不决，不仅使当事人消耗大量时间和精力物力，也使诉讼悬置，无法做到案结事了，自然也就难以实现“无讼”。如《梁书》记载裴子野任浙江诸暨县令时及时处理积案，“示之以理，百姓称悦，合境无讼”。

“无讼”理念所蕴含的和谐、公平等价值取向，对现代司法制度的完善具有重要启示。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当前，我国正在积极推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设，强调诉讼与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等非诉讼方式之间的相互配合与协调。这与古代的“无讼”理念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例如，浙江省诸暨市的“枫桥经验”就是将“无讼”理念融入现代社会治理的典范，通过建立多元化的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实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

人民调解制度

被誉为“东方之花”的人民调解制度，正是对古代调解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它强调在基层社会中通过群众自治的方式化解矛盾，体现了“无讼”理念中重视基层治理、强调群众参与的精神。

法治与德治相结合

“无讼”理念强调道德教化与法律约束的结合，这与现代社会倡导的“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理念高度契合。通过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从根本上减少纠纷的发生，实现社会和谐。

“无讼”理念体现了古人对和谐社会的追求，其蕴含的智慧对现代司法制度的完善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在当今社会，我们应当继承和发扬这一理念，通过制度创新和实践探索，构建更加和谐、公正、高效的司法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