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湖南省第一师范的革命岁月

毛泽东在湖南省第一师范的革命岁月

1913年春季，20岁的毛泽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湖南公立第四师范。第二年，第四师范合并到第一师范，毛泽东被编入第八班，到1918年暑期毕业，毛泽东在一师度过了五年半的青春时光。

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创建于1903年，前身是南宋著名理学家张栻讲学的城南书院，同朱熹讲学的岳麓书院只有一江之隔。学校先后聘请了一批学识渊博、思想进步、品德高尚的教师，如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王季范、黎锦熙等。与毛泽东差不多同时，一批追求进步的热血青年也纷纷考入第一师范，其中有蔡和森、张昆弟、陈章甫、罗学瓒、周世钊、李维汉、萧子升、萧子暲等。本来已是秀才，比毛泽东大17岁的何叔衡，也一起考了进来。在当时的湖南，一师堪称培养新青年的摇篮。

第一师范对毛泽东的成长无疑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影响。他在这里打下了深厚的学问基础，随着新旧交替的时代前进开始形成自己的思想方法和政治见解，获得社会活动的初步经验，结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毛泽东回忆道：
“给我印象最深的老师是杨昌济，他是一位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我后来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联系。他讲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但是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一个公平正直、品德高尚和有益于社会的人。在他的影响下，我读了蔡元培翻译的一本伦理学的书，在这本书的启发下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我当时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杨昌济老师从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出发，高度赞赏我那篇文章，给了我一百分。”

毛泽东谈到的那本蔡元培翻译的伦理学的书，是德国哲学家、伦理学家泡尔生（1846—1908）的主要代表作《伦理学体系》的一部分。日本学者蟹江义丸将该书的“序论”和第二篇“伦理学原理”译成日文，以《伦理学原理》的书名出版。蔡元培从日译本译成中文，1909年10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后多次重印，杨昌济将这本书用做修身课的教材。

早年毛泽东研究的前辈李锐先生在1950年曾经见到过毛泽东当年用过的这本《伦理学原理》，他打开书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发现全书的天头地脚及行距间都用工整的行楷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批语，有的批语字迹太小，要用放大镜才看得清楚。这本书全书不过10万字，毛泽东在书上写下的批语竟有1.2万余字。全书还逐句用墨笔加以圈、点，打上单杠、双杠、三角、叉等符号。批语的内容，绝大部分是毛泽东抒发自己的伦理观、人生观、历史观和宇宙观，以及对原著的各种批判与引申；少部分是对原著的简要的赞同语和章段的提要。其中许多地方联系到中国的历史，墨子、孔子、孟子、宋明理学、王船山、颜习斋、谭嗣同、梁启超诸家思想，以及五四运动前夜的国事与思潮，处处充满着追求真理、真知和改革国家社会的精神。由这些批语可以看到，当时毛泽东何等醉心于哲学的研究，以其特有的博学、钻研和实践精神，探求哲学的基本问题，在思想上已远超出当时一般进步知识分子的水平。从这些批注中还能看到他独特的读书方法，他不是被动地接受书中的观点，而是一面读一面想，遇到他以为能够赞同的观点，就表示接受，有时还加以发挥或大做文章；遇到他不能同意的观点，就提出自己的意见来。

毛泽东喜欢社会科学，专心于哲学、史地、文学等。他博览群书，凡是能搜集到的古今中外的各种名著，如诸子百家、诗词歌赋、稗官野史、近人文集以及翻译成中文的外国名著等，无不浏览。他经济拮据，没有钱买书，只是有时买些折价书，大量的还是向老师同学借阅，并将一些他喜爱的内容认真地抄录下来。

他在一师的同班同学罗学瓒在1917年9月26日的日记中记载：“余借毛君泽东手录《西洋伦理学》七本，自旧历六月底阅起于今日阅毕。”手录《西洋伦理学》七本，足见毛泽东学习之认真刻苦。

为了认识真理和追求真理，毛泽东决心“将全副功夫，向大本大源探讨”。他提出“文明其精神”，要刻苦学习，不断地充实自己。他与同学约定三不谈，即不谈金钱，不谈男女之事，不谈家务琐事，只在一起谈大事，即“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

中国社会这时正处在剧烈的动荡中，毛泽东自然强烈地感受到这种风云动荡。1911年，毛泽东从东山小学来到长沙，见到一张同盟会主办的《民立报》，这是毛泽东平生第一次见到报纸。从此，毛泽东就与报刊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主要通过报纸杂志了解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一师可容纳几十人的阅览室，是毛泽东天天去的地方，但这里的报刊满足不了他的需要，除了从老师和同学处借阅外，他还经常从自己紧张的生活费里挤钱买报纸：
“我在长沙师范学校的几年，总共只花了一百六十块钱——其中包括我的许多次报名费；在这笔钱里，大概有三分之一花在报纸上。订阅费每月约一元，我还常常买报摊上的书籍和杂志。我父亲责骂我浪费。他说这是把钱挥霍在废纸上。可是我养成了读报的习惯，从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二七年我上井冈山时为止，我从没有”

1918年4月14日，一个春意盎然的午后，长沙岳麓山下的刘家台子，一栋普通的民宅里，一场将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会议正在召开。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等13位热血青年聚集在这里，宣告了一个重要团体的诞生——新民学会。

新民学会的会员都是湖南籍的知识青年，有70余人。因为不少会员在省城的社团中担任重要职务，为学会提供了动员的能力，使湖南在20年代前后的一系列活动具有全国的影响，这些活动包括：长沙的五四运动、1919年11月至次年6月成功地驱逐军阀张敬尧、1920年9月至12月湖南首倡的湘省自治运动以及组织湘籍青年前往法国勤工俭学。

由于王船山、曾国藩的示范作用，湘籍青年往往以天下为己任，同时注意自我修养。新民学会取义于“大学之道在新民......日日新，又日新”，起初以“革新学术，砥厉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学会成立时规定，会员一不虚伪，二不懒惰，三不浪费，四不赌博，五不狎妓。

新民学会孕育了一批共产主义者，除毛、蔡外，还有萧子升，何叔衡、罗章龙、李维汉、谢觉哉、向警予、杨开慧、蔡畅、夏曦、萧三、郭亮等。新民学会(Xinmin lnstitute)是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根据《礼记》所云“康诰曰：作新民。”于1918年4月14日在长沙组织的进步团体，宗旨是“改造中国与世界”。 新民学会是我国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成立的一个影响最大的革命团体，它是湖南省反帝反封建的核心组织。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我国几千年封建统治，但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并没有解决，国内各派军阀互相争夺，内战持续不断，全国人民仍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当时，同城乡小资产阶级有联系的广大爱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不满中国社会的黑暗，继续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新民学会于1918年4月14日在湖南长沙蔡和森家中刘家台子召开成立会。

新民学会取义于“大学之道在新民......日日新，又日新”，经过争辩，新民学会确定以“革新学术，砥厉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

参加新民学会建会大会的有：毛泽东（润之）、蔡林彬（和森）、萧旭东（子升）、萧植藩（子暲）、陈绍休（赞周）、罗璈阶（章龙）、邹彝鼎（鼎丞）、张昆弟（芝圃）、邹蕴真（泮芹）、周名弟（晓三）、陈书农（启民）、叶瑞龄（兆桢）、何瞻岵（叔衡）、李维汉（和笙）。至同年八月，罗学瓒（云熙）、周世钊（惇之）、熊楚雄（瑾玎）、陈昌（章甫）、傅昌钰（海涛）、曾以鲁（星煌）、彭道良（则厚）等相继入会。会员增至二十余人。

新民学会成立后，为了打好基础，毛泽东主张，会友应有计划地去俄国或法国，以研究当时世界最进步的思想学说，了解各国实情，加以选择、采纳，为中国所用。学会会员的活动主要分为两支，一支在国内，主要在湖南；一支在国外，主要在法国。积极倡导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学会成立后在国内首先开展的一项重要活动。学会经常讨论国家大事和世界局势，研究俄国革命经验，寻求改造中国的道路和方法。

在“五·四”运动浪潮中，新民学会组织和领导了湖南各阶层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还领导了驱逐镇压“五·四”运动的军阀张敬尧的运动。

1919年7月14日，一个注定载入史册的日子。这一天，由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在长沙创刊。这本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宗旨的刊物，一经面世便在众多新思潮报刊中脱颖而出，成为引领中国新青年走上革命道路的重要阵地。

《湘江评论》的诞生，凝聚了毛泽东对时代使命的深刻思考。他认为，在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知识分子不能仅仅满足于书本知识，更应该“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为此，他多次深入基层进行社会调查，了解真实国情。1917年，毛泽东曾进行了一次历时一个月、行程900余里的游学活动，深入接触社会各阶层，了解民情，这一经历加深了他对社会现实的认识。

在《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中，毛泽东写道：“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这种豪迈的气概和对未来的坚定信念，深深感染了当时的青年读者。

《湘江评论》不仅关注国内局势，更将视野投向世界。在创刊号上，毛泽东就发表了《民众的大联合》这一重要文章，提出了“民众大联合”的思想，强调只有团结广大民众才能实现真正的变革。这种思想在当时具有极强的前瞻性，为后来的革命运动指明了方向。

《湘江评论》的影响力迅速扩大，不仅在湖南本地引起轰动，更通过各种渠道传播到全国各地。它不仅是一份简单的报刊，更成为了那个时代青年知识分子的精神导师，为推动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毛泽东在湖南省第一师范的求学经历，以及他在此期间创立新民学会、创办《湘江评论》的革命活动，不仅塑造了他的思想，也为他日后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领导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段岁月，见证了毛泽东从一个普通学生逐步成长为革命领袖的历程，也展现了那个时代青年知识分子为国家民族未来所做出的不懈努力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