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兰亭论辩：考古学与传统考证的学术交锋

1965年兰亭论辩：考古学与传统考证的学术交锋

1965年春，一场关于《兰亭集序》真伪的学术论辩在中国书法界掀起轩然大波。这场论辩由郭沫若发起，高二适响应，吸引了众多学者参与，成为新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

1965年3月，郭沫若在《文物》杂志发表《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提出《兰亭序》并非王羲之真迹，而是隋代智永和尚的伪作。他的主要论据包括：

• 从书体演变来看，东晋时期的书体应为隶书，而《兰亭序》的行书风格不符合时代特征
• 康生和陈伯达提供的材料显示，王羲之在唐以前和唐初是以善草隶、隶书、章草著名的，行书并非其所长
• 《兰亭序》的书写者更不可能是王羲之；王羲之只是《临河序》的作者，《兰亭序》是后人在《临河序》的基础上添加了140余字而成，书者为隋代智永和尚。

高二适随即撰文回应，坚持认为《兰亭集序》确为王羲之所作。他在《〈兰亭序〉的真伪驳议》中引用大量文献和法帖，从以下几个方面反驳郭沫若的观点：

• 《兰亭序》的书法风格与王羲之其他作品相吻合
• 《兰亭序》的真伪问题本来不值一辨
• 凡事不可欺人太甚
• 否定《兰亭序》，就是否定了与王羲之同时代的一大批人，就要重新考虑宋齐梁陈以后书法的传统

高二适的文章最初被退稿，但在章士钊的帮助下呈送至毛泽东处。毛泽东建议将此争议公之于众，于是高二适的文章最终得以在《光明日报》发表。随后，郭沫若又发表了《〈兰亭序〉和老庄思想》《〈驳议〉的商讨》两文进行回应，论辩持续了半年之久。

这场论辩不仅关乎《兰亭序》的真伪，更体现了两种不同的学术方法论：

• 郭沫若主张从考古发现和书体演变的角度进行考证，强调客观证据的重要性
• 高二适则更多依赖于文献资料和传统观点，强调书法艺术的传承性

从学术角度来看，双方的论据都有其合理性：

• 郭沫若的考古学和书体演变观点，为书法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 高二适的文献考证和艺术分析，也体现了传统学术的严谨性

兰亭论辩在当时引起了广泛关注，不仅在学术界引发讨论，也吸引了众多普通读者的关注。这场论辩体现了学术自由和百家争鸣的精神，对后世学风产生了深远影响。

然而，这场论辩也受到了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郭沫若的观点得到了康生、陈伯达等人的支持，甚至有观点认为这是“阶级斗争”的问题。一些反对郭沫若观点的学者因此被戴上“迷信唐太宗，迷信封建帝王”的帽子。直到当年年底，随着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发表，文化界的注意力才逐渐转移。

兰亭论辩虽然没有得出最终结论，但它对中国书法史研究和学术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1. 推动了书法史研究的深入：这场论辩促使学者们从多个角度重新审视《兰亭序》和王羲之的书法艺术，推动了书法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2. 体现了学术自由精神：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场论辩体现了学术自由和百家争鸣的精神，为后世树立了追求真理的良好风气
3. 深化了对书法艺术的认识：通过这场论辩，人们更加深入地理解了书法艺术的复杂性，认识到书法作品的真伪鉴定需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

兰亭论辩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它不仅关乎一件书法作品的真伪，更体现了学术研究的方法论之争。这场论辩虽然没有得出最终结论，但它所体现的学术精神和研究方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