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千年的刘备：从史实到文学再到虚无主义
跨越千年的刘备：从史实到文学再到虚无主义
刘备，作为三国时期蜀汉政权的建立者，其形象在历史的长河中经历了多次演变。从最初的宽仁毅重，到《三国演义》中的仁德明主，再到现代历史虚无主义的冲击，刘备的形象始终在历史与文学的交织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本文将跨越千年历史，深入探讨刘备这一历史人物形象的演变过程。
《出师表》奠定先主刘备宽仁毅重的形象
刘备最早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时间可以追溯到公元227年。
汉丞相诸葛亮决定北伐曹魏，上书后主刘禅作《出师表》，文中诸葛亮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出发，描述了刘备三顾殊遇、简拔郭、费、董、向等人，从而得到众人舍生忘死报效的事实，奠定了先主刘备宽仁毅重的形象。
这也为陈寿作《三国志》提供了重要依据。
《三国志》《汉晋春秋》对刘备正面形象的确立
蜀汉覆灭之后，陈寿入仕司马氏。
司马氏受禅曹魏，故而以曹魏为正统，陈寿也因此囿于司马氏的政治环境，作《三国志》时便按皇帝的标准为曹操立纪，而只为孙、刘立传。
但或是故国情怀，或是陈寿的史德要求，他在《三国志》的行文中回避了明显的政治立场，而是将自己的态度暗藏春秋笔法于字里行间。
比如，对于三国君主的评价，陈寿给予曹操的是“超世之杰”，孙策则“英气杰济”，孙权为“勾践之英，人之杰”，而刘备则是“高祖之风，英雄之器”。
单从字面上来看，陈寿对几位君主都作出了相当高的评价，似乎并无不妥，但当我们代入汉末魏晋时期的语言体系就不难发现，一字之差，云泥之别。
事实上，在陈寿完成《三国志》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刘备弘毅宽厚的基本形象是受到广泛认可的。
“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折而不挠”等评价也是受到司马氏高层的追捧。
皇帝司马炎并不抵触陈寿为刘备及蜀汉政权“唱赞歌”这种行为，其基业虽然承自曹魏，司马炎却号召臣子们学习诸葛亮，甚至把自己也包装成“发委地,手过膝”之貌，刘备对晋初政治文化之影响可见一斑。
东晋政权一直鼓舞民心，希冀收复中原，故而有史家习凿齿作《汉晋春秋》一书。
《汉晋春秋》以曹丕为篡位逆贼，刘备承炎汉正朔，司马氏吞蜀，正统方才归于中央，刘备也第一次作为正统皇帝出现在史料中。
习凿齿文采出众，将蜀汉君臣尤其是刘备、诸葛亮形象的光伟正抬到了相当高度。
这一时期刘备的形象不止是一方诸侯和偏安一隅的失意君主，而是带领一群品质高尚、能力卓绝的豪杰为使命折而不挠的英雄。
唐宋时期：文学形象的丰富
隋唐时期，社会大环境的风气仍继承着六朝的“尊曹贬刘”，杨、李出身世家，而得国之后又饱受非议，故而李世民令房玄龄等人编纂《晋书》，再次为曹操世系作帝王纪，而将刘备视作乱臣。
民间叙事兴起，文艺作品中的刘备人物形象发展。
民间叙事虽然自初唐就开始兴起，但其样式仍囿于六朝的窠臼，直到盛唐时文人才开始发展出自己的特色。
彼时的文人或师汉赋，或承史传，开辟出以历史纪传为主、拥有完整故事情节的民间叙事样式——传奇。
而在上层社会，盛行的诗歌中，多有怀古之句，三国的人物事迹也每每被歌颂。
在吟咏刘备的诗歌中，以刘禹锡“天下英雄器，千秋尚凛然。”和岑参“英灵贯千岁。”最为气贯长虹，可见彼时对于刘备，人们是秉持着仰望英雄的心理来看待这个人物。
民间叙事兴起，带动文艺作品中的刘备人物形象得到发展，刘备也不再单纯同政治需求挂钩，游走在上层社会那晦涩难懂的诗句里，而是逐渐走入普通人民群众，成为唱词话本里栩栩如生的人物。
历史传记给予刘备形象的正面底色，在市井文学中不断扩张，他不再是庙台上冷冰冰的泥胎神祇，而是被人民群众寄予“仁君”“贤者”的有温度的“人”。
正统论的影响，历史对于刘备形象的选择
唐末藩镇割据，造成不让三国的混乱局面，人心思定，人民群众更加亲近“携民渡江”的刘备政权而排斥动辄屠城夷族的曹魏。
然而赵宋政权的建立却是从北周手中受禅而来，开国皇帝赵匡胤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谋朝篡位的野心家，北宋统治者受“业力”影响极大，他们必须维护魏国的权威，以免有心人借古讽今。
于是朝堂与生俱来的尊曹气质导致曹刘形象的真伪之争在宋朝达到高潮。
女真南侵，赵宋政权岌岌可危，失去河淮和关中之后，赵宋彻底沦为偏安政权。
南宋政府对于刘备和蜀汉政权态度也迅速转变。
执此牛耳的便是朱熹，他著《资治通鉴纲目》便以刘备为正统，以至于南宋诸儒纷纷效仿而帝蜀。
与此同时，南宋的皇权数度崩坏，皇权极度需要最大程度利用百姓的信仰，于是刘备正式跻身官方认证的正统帝王。
《三国演义》对刘备史传、文学形象的融合
罗贯中便依托丰富的三国杂剧和话本，根据自己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经验，体察和洞悉人民的疾苦，塑造出以刘备为首的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蜀汉政权。
得益于元杂剧的广泛流传，“三国热”一直持续到元末，彼时社会矛盾尖锐，大元政府的人种等级制度不断迫使农民起义，人民群众再次憧憬一位仁德君王拯救其于水火。
罗本的《三国演义》以《三国志》为基础，以《三国志平话》和《三分事略》等讲史话本为蓝本，七分写实三分写虚，仍然保留了刘备“织席贩履”的底层生活背景。
知人善任、诚笃宽厚的性格内核，但在此基础上，《三国演义》增添了刘备爱哭的特点，并且删减嫁接了许多《三国志》中刘备本身的事迹。
比如《三国志》中记载，黄巾之乱后，刘备因功封安喜尉。上司督邮以公事到县中，刘备前往拜访未果，竟然径直入内绑缚督邮，杖打二百，之后解下官印系在督邮颈上，弃官亡命。
到了《三国演义》中，鞭打督邮的“任务”被安排到了张飞头上。
诸如此类许多能体现刘备仁德中果敢豪纵一面的事例都被安排到其他人物身上，使得刘备的形象只剩下近乎妇人之仁，故而鲁迅先生评价《三国演义》的人物时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亮之多智而近妖。”
市井文学与民谚中刘备的“异化”
但正因其热度如日中天，注定会产生负面反馈，普罗大众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土壤，而民谚、顺口溜之类的市井文学，是人民群众在生产生活中最直接的产物。
刘备形象的丰富和戏剧化，带来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普通人民群众先入为主的刻板偏见。
诸如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刘备的江山——哭出来的，刘备摔阿斗——收买人心等等民谚，虽有调侃之意，却也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对于《三国演义》中刘备的大致印象。
未经过严格研究讨论的口头市井文学是最容易传播扩散的，这也就为后来各方历史虚无主义冲击“刘备”的形象埋下暗笔。
历史虚无主义冲击下的“刘备”
历史虚无主义是有目的性的、通过故意夸张、扭曲、谬解历史，无中生有，声称其为历史真相，以达到全面否定某事件、人物、精神，或宣扬其错误价值导向的做法。
新世纪以来，得益于全民扫盲、义务教育等惠政，国民的知识水平有了明显的提升，对于知识的汲取也有了较高层次的动力。
人民群众开始广泛地吸收知识，尤其是自己盲区的新知识。
但一些包藏祸心的“知识”便以新鲜猎奇、闻所未闻的模样被摆上了人民群众的精神食粮餐桌。
一部分自命不凡的“高级知识分子”利用人民群众对于他们的信任，携带私货，贩卖自己为博取眼球而东挪西借、不堪深究的言论，以至于逐渐空心化、情绪化、流量化。
这些公知向来擅长标新立异、颠倒黑白，在污蔑民族英雄、洗白奸佞小人之后，开始动摇几千年来我们已经形成的善恶观，刘备的形象也在这一时期受到了无数冲击。
1994年央视拍摄《三国演义》连续剧的时候，孙彦军老师的声台行表展示出来的刘备仍是一位仁慈宽厚、刚毅果决的人物，到了《新三国》时期，刘备俨然一个外宽内忌、心思深沉的野心家。
这期间刘备的形象转变，也是绝大部分历史人物所遭受或正在遭受的文化冲击。
人们往往愿意相信新奇的东西，并且习惯于将英雄拉到同自己一样的维度来思考，于是《厚黑学》等书籍得以实现受众筛选，标新立异的言论得以大行其道，于是有了“屠城灭族真壮士，携民渡江伪君子”的荒谬结论。
历史上真实的刘备我们决计无从知晓，一字一句之史料必有一字一句之客观立场，但文学却是由人主观所创造。
从《出师表》中诸葛亮眼中携手半生的鱼水至交，到陈寿笔下的英雄之器，从六朝史传之外的寂寥诸侯，到唐诗宋词中盖世无双，从明清小说里的仁德明主，到今人口中的似伪还真，我们无从知晓究竟谁才是真实的刘备，还是每个都是刘备。
普通人如果在三国，大抵不过“白骨露於野”的白骨，“生民百遗一”的九九，“泗水为之不流”的障碍物，“多杂以人脯”的人，大多数人没有封侯拜相的实力，却总做与虎谋皮的美梦。
然而一个在大争之世能说出“夫济大事者，必以人为本”的领袖，一个年逾半百仍志犹未已的英雄，一个常怀“莫以善小而不为，莫以恶小而为之”之心的长者，一个肯为情意身死国除的帝王，才是一个有温度的人，才能让无数人追先帝之殊遇，报之于嗣子。
刘备于今的现实意义在个人和社会两个方面。
对于个人而言，刘备的人物形象所展现出来“仁义”“宽厚”和刘备所尊奉的善恶观，都是我们所应该学习的优秀品质。
而对于社会而言，一个以人为本的政府，是会被人民群众一直高高举起的政府，刘备在人民群众中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正是代表了普通人民在经过一个漫长的历史思考之后，对于政治理想作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