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谯楼 | 千年时光中走来，温州的在地鼓鸣之音

温州谯楼 | 千年时光中走来，温州的在地鼓鸣之音

温州谯楼，这座历经千年沧桑的古迹，见证了温州城市格局的变迁，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从东晋太宁元年（323年）永嘉立郡至今，谯楼不仅是一座建筑，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诉说着温州的历史故事。

“天圆地方”，圆者出于方，方出于矩，立规矩，论方圆。纵观古代中国城市基本格局，以中轴对称属性为典型代表。在以儒家文化为主流思想的时代背景下，“中庸”思想的基本要义能在城市格局以及建筑上可见一二。“中为适应之谓，庸为经久不渝”，即为适用而经久不渝、不偏不倚、允许适度，中国古代传统设计上表现为不求外显而求内涵。

“天人合一”，天地之和合，生之大经也。以“和”为美，天时、地利、人和，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就地取材，顺势而为，道家观念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古代中国的城市总体布局。山为大地骨架，水为万物源泉，背负高山，面向江河，通天接地，协调自然。

谈及历史，从过去中汲取并运用至当下；谈及现在，离不开历史的整合。儒道互补的思潮理念，进而促成古代中国城市格局规范整齐、质朴稳健的布局特点，而对标其现代的城市改造以及基建，城市吸引力逐渐从地标性打卡转移至本身在地文化的情绪表达，顺应不同的心理需求，感受城市空间的“氛围感”。

相较于元大都、紫禁城这些典型的中轴对称城市格局，古代温州的城市布局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着儒道思想中的“中庸”、“天人合一”等要义。若是常去五马街一带，会发现那座曾林立了千年之久的谯楼，作为见证古代温州城市格局变化的内城门之一，在风雨飘摇的战火中傲然独立，以代代传承的建筑历史，累积温州内城的在地文化底蕴。

图1 清光绪八年绘制的温州古城池坊图

回顾东晋太宁元年（323年），永嘉立郡。城墙北据瓯江，东西两面依山，南边临向会昌湖，呈现长方形对称格局。设立镇海门、瑞安门、永宁门、来福门、迎恩门、永清门以及望江门等七大城门。

至唐代，坊市制度进一步将温州古城合理划分。而唐末战火四起，藩镇佣兵割据。当时作为州郡最高军政长官称之为刺史，而温州在战火时期的背景下频繁更换刺史。直至公元907年唐朝灭亡，梁王朱晃称帝，封原镇海节度使钱镠为吴越王，建吴越国，都城设于杭州。

那时温州为吴越国南部重镇，故而受到钱镠重视，于是派遣其子钱元灌经营温州城市发展。在此之前因唐末战争，温州被占据二十多年，后又有裨将相互争权。届时，正值少年的钱元灌英武果断，以谋略击溃敌人，将温州并入吴越国版图，为十三州之一。此后，浙江全境皆在钱镠掌控之下。

公元907年，为加强军事防御，以保长虞，钱元灌一面修缮温州旧城，也就是东晋时期所建郡的旧城，一面增筑内城，也就是所谓的钱氏子城。整个城市规制方整，呈正方形。东为打锣桥，南为玉丰桥、大舟桥，西至城西街，北至仓桥。四周为护城河，并在河上修筑城门使得城内外相互联通，这四座城楼东面为“华盖楼”，南为“谯楼”，西为“西楼”，北面为“临圃楼”。现今除了南面的谯楼外，其余的三座均在元代拆除。

关于修建城池，除了按照基础地形规划之外，先前夯土的铺垫也是极为重要。在钱元灌修建子城之前，温州已有子城雏形。根据明弘治《温州府志》所记载，在公元877年，唐代温州刺史郑镒曾以柳木为栅栏，修建子城。而这位郑镒也是一名“修城达人”，温州、福州两地的子城均与他有关。

相较于福州的子城，温州则是先有外城墙，而后建筑子城；而福州则是先有子城，而后向外扩张修筑外城。

图2 谯楼子城遗址

郑镒在温州担任刺史约为三年，政绩斐然。晚年辞职定居温州郡城八字桥。此后温州郑氏一支则以郑镒为始迁祖，南宋永嘉学派先驱之一的郑伯熊便是其后人。

古代中国经由多次分权和统一，呈现起伏波动的发展历程。建筑以历史史诗，记录过往的传承叙事，链接城市与人文的关系，而经长达72年分权统治与割据混战的五代十国，谯楼迎来了宋代时期短暂的高光时刻。

在割据混战的局面基础上，赵匡胤临危黄袍加身建立大宋，对内维护稳定，大力发展社会经济以及科举文化，但在军事上并未如汉唐时期般的强大。

直至北宋灭亡，金兵南下追捕宋高宗，而这时宋高宗赵构为躲避战乱至温州，居江心屿普寂寺，温州太守卢知原以及士大夫薛弼随机请高宗入温州郡城。于是从江心屿移至温州城内，从拱北门入，后经大街、五马街等至谯楼到达州治。之后高宗改州治为行宫，谯楼则为朝门。又于温州成立市舶务，温州社会经济发展达到鼎盛时期。

注（普寂寺：今江心寺；拱北门：今朔门；大街：今解放街；州治：温州衙门；行宫：今广场路小学）

图3 温州广场路小学外立面（曾经为温州州治）

宋高宗赵构于温州停留55天后即回杭州，并正式定都临安，建立南宋。然而这份辉煌并未持续许久，经150余年的南宋王朝，因元兵的入侵而灭亡后，为加强政治统治，蒙古贵族下令拆除全国所有的城池，其中也包括温州旧城的子城，三处城墙俱被拆除，唯独留下南部的谯楼。

清朝顺治年间，温州谯楼因兵祸而毁圯。后康熙年间重建，经雍正、乾隆、道光年间先后修复。

1920年代，在谯楼100余米处新建一座四层仿罗马风格的西式钟楼，并安装了当时较为先进的机械时钟，与谯楼呼应。钟楼南北向拱门处分别刻有“东瓯名镇”以及“民具尔瞻”几个大字。

而后在别处又增添警报塔，在抗战期间为防范敌军空袭发挥了重大作用。

1925年，于谯楼建立旧时温州公立图书馆。1928年，当时温州教育局长王人驹计划于谯楼创办永嘉县立民众教育馆，一面募集资金，一面修葺谯楼。1929年，永嘉县立民众教育馆落成。之后二十余年，直至温州解放前夕，在此除了开办民众夜校、书报阅览、科学教育等，还不定期举办学术讲座、体育活动、音乐会等。

图4 现今温州谯楼二楼内部

1950年代，为解决温州市民的住房困难，谯楼被改为二层楼房，成为居住建筑。到90年代左右，谯楼年久失修，政府拨款重修，而曾早年见在离谯楼不远的五马街口谋职的温籍台胞吴昌涛听闻此讯，回忆谯楼鼓声悠悠，不胜欣喜，当即决定资助。此后，在原本基础的夯土上，保持原有初建的外形的古谯楼，以一种崭新的面貌呈现在当代。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呈现一种螺旋式的上升，朝代的更迭，政权的分合都是具象的形式。在回望的过程中，我们很容易发现对当下的改变都折射出人们对未来的期许。无论是初建子城为了维护政权的作用，亦或是宋时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还是元代城市扩张被迫拆除，直至近现代重建遗风，试图去找回原本温州的在地质感，感知温州城市的当代气质。

随着社会时代的变迁，各大城市边界版图正在逐步由内向外扩张。当南宋末期兵败，大元成立，为了巩固政权以及满足城市扩张的需求，对华盖楼、西楼、临圃楼进行拆除，而至今存于温州旧城内，这座谯楼已然走过千年的光景......

相较于其他三座已经拆除的城楼，谯楼本身的功能性对于温州旧城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根据周祈《名义考》中所阐述，城门上为高楼，以望曰谯，为楼以望敌阵。可知“谯”字原义同“瞧”，瞭望之意。自公元前121年霍去病西征战败匈奴后，始设张掖郡，便建起谯楼，现今也是国内存在的最古谯楼之一。“世人铸城必建谯楼，此乃汉之遗风”，亦可知谯楼这类瞭望功能的城楼在汉朝已经兴盛。

自古以来城墙的基本功能便是御敌，而谯楼居高临下，向四方而望，能将地方行动尽收眼底，根据敌人的阵势，选择我方的策略，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可知谯楼的基本功能为瞭望。

温州谯楼亦称为鼓楼，顾名思义，是与鼓相关。而捷报时辰，祈报平安亦是中国古城文化的一大特征。谯楼之上立更鼓，以报时之用。下则通官衢，所谓官衢则是政府官员通道。其实早在汉代就有“天明击鼓催人起，入夜鸣钟催人息” 的晨鼓暮钟制度。汉代文学家蔡邕在《独断》中所说：“鼓以动众，钟以止众。夜漏尽，鼓鸣起；昼漏尽，钟鸣则息也。”击鼓迎晨，鼓声振奋，唤醒人心。

而“晨鼓暮钟”直至唐代中期，因城市管理制度的变化，逐渐演变为“晨钟暮鼓”，以此调节人民的生活节奏。

明代乡贤姜准所写的《歧海琐谈》记载到温州钱氏子城谯楼设立“铜壶刻漏”，及“鼓更点”，平时值夜打更，按时擂鼓打锣。而这里的“铜壶刻漏”也是古代用于计量时间的工具，最早出现于汉代，元代进行了改善，温州谯楼的铜壶刻漏则是沿用元代的制作方式。

“铜壶滴漏”，即通过漏壶的水面与刻度来确定时间，此物共设四个漏壶，在形式、结构、精确度等方面成为现代机械报时的先驱。上方为三个送水壶，下方则是一个受水壶，使用时自上而下依次安放，受水壶的铜表尺自下而上刻有“子”至“亥”的十二地支。古代子时开始滴水，一浮舟在最底部，随着时间流逝，水位上满，小舟上浮，以此报时。

图5 铜壶刻漏模型

作为古代温州公共性楼阁建筑，承载人文景观的物理属性，自然也成了古代温州人休闲娱乐之地。除开整体以砖木结构为主的楼体，周边留有空地，楼阁设置美人靠杆，以及石凳石桌，古代温州文人常至谯楼吟诗赋词，弈棋唱和。清代同治温州司马郭钟岳所作诗句：“谯楼鼍鼓已三更，灯火荧荧杂市声，街析不须申夜禁，侬家犹有末归人”，可道温州谯楼之繁华盛象。

建筑是人文与自然的情绪表达，是人文社会发展精神与物质的双重追求。从千年光阴中走来的谯楼，以时间横线式的跨度，存于自然，走向城市，与文化共生，与四季交织，肌理逐渐变得旧而愈发有痕迹。久而久之，也就有了模糊而迷人的时间感。而那一声阵阵的鼓音，恰似温州这座城市的呼喊，经过历史的打磨，延伸出城市迥然不同的表情。

来去不同城市，家乡亦或是他方，我们都在试图找到一种城市声音，将原本被折叠的场景空间一一呈现。那一声熟悉又陌生的城市在地“呼唤”，在日常时光里，飘过悠悠时间之海，找到心灵上的归宿与寄托，留下心事和寓意。

参考资料

《温州老城印象》

《温州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