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余华英案看古今：拐卖儿童的惩治与预防

从余华英案看古今：拐卖儿童的惩治与预防

2024年10月，余华英拐卖儿童案在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这起震惊全国的案件中，余华英被指控拐卖儿童从11名增至17名，其作案手法之残忍、时间跨度之长令人发指。这起案件不仅让人痛心，更引发了人们对拐卖儿童问题的深思：从古至今，人类社会一直在与这一丑恶现象作斗争。让我们穿越时空，看看从清朝到现代，人们是如何应对这一挑战的。

在中国历史上，清朝对拐卖儿童的惩治堪称严厉。根据《大清律例》记载，对于拐卖儿童的行为，处罚极其严厉：

• 凡是拐卖人口出境或为奴婢者，处以绞刑；
• 拐卖人口为妻妾、子孙、雇工人等，处以斩刑；
• 对于知情而故纵者，杖一百，流三千里；
• 对于买受人口者，杖一百，徒三年。

这些规定体现了清朝统治者对拐卖儿童行为的零容忍态度。在实际案例中，这种严厉的法律也得到了执行。例如，乾隆年间，福建泉州发生一起拐卖儿童案，涉案人林阿福等人被处以斩立决。这种重刑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拐卖行为，但也反映了当时拐卖儿童问题的严重性。

时光荏苒，现代社会虽然在法律制度和科技手段上有了巨大进步，但拐卖儿童的问题依然存在，甚至呈现出新的特点和挑战。

网络化与低龄化趋势

近年来，拐卖儿童案件呈现出明显的网络化和低龄化趋势。据打拐志愿者上官正义介绍，2023年采取盗抢手段拐卖儿童的现案实现了零发案，但网络贩婴、贩卖出生医学证明等新型犯罪手段却日益猖獗。在江苏江阴的一起案件中，主要嫌疑人年仅22岁，却已经非常老练，懂得如何逃避打击。

医护人员涉案

更令人震惊的是，一些医护人员也开始参与其中。在上官正义调查的一起代孕案件中，一位副主任医师竟然为了1500元就参与非法取卵手术，这反映出涉拐产业的利润之高和部分从业者道德底线的沦丧。

法律法规不断完善

面对新的挑战，我国的法律法规也在不断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四十条对拐卖妇女、儿童罪有详细规定，最高可判处死刑。同时，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行为也被明确为犯罪，最高可处三年有期徒刑。

预防拐卖儿童，需要家庭、学校、社区和政府等各方共同努力。

家庭教育是第一道防线

家长需要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包括：

• 教孩子牢记家庭信息和紧急求助号码
• 模拟防拐情景，提升应对能力
• 设定安全暗号，避免轻易透露给孩子
• 使用科技手段（如定位设备）辅助监护

同时，在网络“晒娃”时需注意隐私保护，避免泄露敏感信息。

学校与社区的联动

学校应将防拐教育纳入课程体系，通过讲座等形式提高学生警惕性。社区则需要建立联防机制，及时发现并报告可疑行为。

政府与社会的合力

政府需要加大打击力度，完善立法，提供寻亲救助支持。媒体可以发挥宣传作用，普及防拐知识，增强公众意识。

国际合作

跨国拐卖现象需要国际间协作，加强情报共享和联合执法，签订相关协议，明确各方职责，共同遏制跨国犯罪。

从清朝的严刑峻法到现代的综合治理，人类社会一直在努力消除拐卖儿童这一顽疾。余华英案件再次提醒我们，这场斗争远未结束。只有家庭、学校、社区和政府等各方共同努力，才能有效预防拐卖儿童事件的发生，为孩子们营造一个更安全的成长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