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在现代战争中的智慧
孙子兵法在现代战争中的智慧
在信息化智能化战争时代，战争的有限性、震慑性、混合性等特征更加突出，凸显了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伐谋伐交”“安国全军”等思想的弥足珍贵。《孙子兵法》蕴含的制胜智慧，对于破解当今国家安全和战争难题，最大限度地限制战争暴力并获得“全胜”，仍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意义。
“全胜”：孙子兵法的核心思想
孙子谈兵论战，却并不认为武力是制胜的唯一手段。他提出以谋攻敌，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观，主张尽可能地通过非暴力手段使敌方屈服，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胜利。孙子“全胜”思想，要义是一个“全”字。“全”就是使敌完全屈服，我方不受损失，从而将战争的伤害降到最低。
为达到“全胜”的目的，在战略谋划上，要胜敌一筹，“庙算胜者，得算多也”；在力量对比上，要处于优势，“胜兵若以镒称铢”；在战争准备上，要周到细致，“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战而屈人之兵”是理想的结局，但在现实战争中，往往需要用某一局部的战而胜之，换取另一局部的“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一原则从国家战略层次到战斗层次，都同样适用。不仅和平时期对制止和遏制战争有重要作用，即便在战争进程中，也广泛适用，以削弱敌方实力，打击敌之气焰，配合军事斗争的胜利。
“伐谋伐交”：实现“全胜”的途径
孙子通过对战争问题的深入研究，提出“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一战略思想，主张尽量避免用流血手段来达成战略目的。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可分为两个范畴。“伐谋”和“伐交”属于“不战”的范畴；“伐兵”和“攻城”属于“慎战”的范畴。其中，把属于政治外交斗争范畴的“伐谋”和“伐交”摆在战争手段的首位，通过谋略运筹与外交博弈，不损一兵一卒，是为上策。“伐兵”“攻城”等军事手段则是不得已而用之的下策。孙子把“不战而屈人之兵”作为指导战争的最高原则，反对穷兵黩武，主张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
孙子认为，为实现一定的政治目的，既可以采取军事手段，也可以采取非军事手段，以这两种手段、两种方式去综合筹划战略策略。解决国家之间、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的最好方法是采用非暴力手段达成预期目的，即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为后盾，综合运用多种力量，通过挫败敌方的计谋、破坏敌方的外交等手段，分化瓦解敌人的联盟，使之屈服。以最全的准备和最小的代价实施行动，把战争的危害降低到最低程度，避免给国家、人民造成重大损失。
现代战争中的实践应用
在现代战争中，《孙子兵法》的思想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验证。例如，日本的德川家康就运用了“胜兵先胜而后求战”的思想，通过精心的准备和策略，最终稳定地统治了日本200多年。这种“先胜后战”的理念，与现代战争中强调的充分准备和战略规划不谋而合。
再如，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曾在其Instagram账号上引用《孙子兵法》中“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想，这表明即使在现代社会，古代智慧依然具有影响力，能够被广泛认可和引用。
和平理念的永恒价值
自古知兵非好战。中华民族历来热爱和平，“兵凶战危”“好战必亡”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人民对待战争的基本态度。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孙子主张以非战争手段解决争端。即使是运用军事手段，也反对单纯依靠武力达成目的的狭隘军事观点。在孙子看来，战争不仅事关国家存亡，也事关民族兴衰。无论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还是“上兵伐谋”，其精髓均在于“止戈谋和”，这集中反映了中国历史上一脉相承的仁义为本、以和平为取向的价值观和理想追求，力求以非战争手段解决争端的文化传统。
当今国际社会，局部战争与恐怖主义仍然是横亘在世界和平与发展道路上的巨大障碍。而孙子的“全胜”思想或许能够为破解这些难题提供新的思路。从战争实践讲，当今世界，战争仍然是悬挂在人类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控制战争规模，减少战争伤亡，降低附带损失，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成为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发展的必然要求。滥用战争手段，既不符合世界人民追求和平、自由与发展的愿望，也无助于从根本上消除引发纷争的固有矛盾，甚至加剧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与对抗，影响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避免伤亡和破坏是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势，凭借力量优势来以最小代价和在最短时间内实现目标往往成为最佳选择。如何把战争可能性降低，有效减少战争损失，较好地控制战争规模和进程，这一趋势正体现了孙子“全胜”思想所追求的目标，并为其赋予了现代价值。
当今世界，反对战争、维护和平，已成为各国在争取自身生存和发展斗争过程中共同的心愿。当然，国际竞争的丛林法则并没有改变，历史远没有走到铸剑为犁的时代。在国际政治中，需要从人类最根本的整体利益出发，放弃强权政治思维，相互理解、求同存异，充分理解不同文化群体的历史传统，慎重运用战争等暴力手段，公平处理国际事务，推动形成互利共赢的世界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