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波兰德意志少数民族的行程：复国历程，民族是如何分化的？
近代波兰德意志少数民族的行程：复国历程，民族是如何分化的？
18世纪末，普鲁士伙同奥地利、俄国三分波兰。这不仅导致了波兰作为一个国家在欧洲政治版图上的消失，而且造成了各被占区内部巨大的人口经济差异及愈演愈烈的民族冲突。
波兰的复国
1789年法国大革命及之后的拿破仑时代对波兰人产生了巨大影响，他们从中看到了取得民族独立及自由的希望。波兰军团组建之后几乎参加了拿破仑所有的军事活动，尤其是参与了拿破仑对俄罗斯的远征。
然而，拿破仑的战败与倒台，尤其是在三国深化他们之间的合作(神圣同盟)及重新划分他们在欧洲势力范围的情况下，使得波兰的复国变得遥遥无期。
波兰被重新瓜分，在沙皇的命令下，俄占波兰建立了傀儡波兰王国及克拉科夫自由市，普占波兰则相应地建立了类似的波兹南大公国。
三国在维也纳会议及波兰建国大会上建立了针对波兰人民的松散的政治同盟。然而，波兰人民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对自由的追求，各被占区都有自己的秘密组织。
期间，波兰人民组织了三次大规模起义:1830年的十一月起义、1846/1848年春季国际工人起义及1863年的一月起义。这些起义的后果是三国政府强化其之反波兰政策。
这些政策反过来又遭到了波兰人民的激烈反抗，尤其是遭到了贵族和19世纪后半期波兰知识分子的激烈反抗。
一系列起义失败，促使波兰领导人改变了争取民族解放的策略:通过请愿和“有机工作”的方式争取民族解放，其目标是通过大力进行经济建设、大力发展教育及文化以摆脱波兰经济和文化落后的状态，通过合法及和平的手段争取波兰民族的生存权。
1815年波兹南大公国的建立，标志着普鲁士开始对普占区的波兰人民实施德意志历史学家称之为“和解政策”，而波兰历史学家将其称之为“有限宽容”的自由主义政策。该政策不仅规定德意志人在大公国内居于特殊地位，而且还任命拉齐维尔亲王为大公国的永久王室总督。
1815年5月19日，王室宣布授予“波兰臣民”作为波兰人应该享有的某些权利。例如，波兰语和德语一样可以在教育、公众场合及行政管理等领域使用，波兰人可以担任公职，享有宗教信仰自由和派驻民族代表等权利。
普鲁士的自由主义政策时期一直持续到19世纪60年代，中间有一个短暂的严酷的爱德华·弗劳特威勒斯总督期，造成这一现象原因是普占区的波兰人响应了俄占区1830年的十一月起义。
帝国的建立意味着普鲁士波兰政策的改弦易张，这就造成了两族矛盾在波兹南省的激化。在民族主义在整个欧洲激荡的背景下，德波两族的冲突经常见诸于有关这一时期历史专著之中。
德意志帝国的建立不仅是德意志人内部民族主义发展的结果，同时其也得到了波兰民族主义者的同情。尽管1846-1848大起义被镇压，但是波兰民族主义者从未放弃对民族解放的追求。
俾斯麦于1871年11月27日废除了普鲁士教育监管法，目的是清除波兰牧师对教育和整个国家的影响。紧接着，上议院于1873年10月27日废除了波兹南省小学教育语言教育法。
虽然波兰语被允许可以在宗教活动中使用，但在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过程中禁止使用波兰语，俾斯麦的意图是要清除波兰牧师在精神领域和文化领域的影响力;同时预防广大波兰民众民族意识的觉醒。
70年代末文化斗争阶段的结束，绝不意味着普鲁士波兰政策的改弦易张。1876年8月28日颁布的《行政事务语言法》规定行政机关禁止使用波兰语办公，这意味着各省各邦在进行行政管理时不得使用波兰语。
八十年代，普鲁士政府意识到了其之希望同化波兰人的教育语言措施不仅没有达到目的，反而造成了波兰经济和社会组织的大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波兰人的民族凝聚力也大大增强增强。
此时，帝国人口的迅速膨胀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尤其引人注意的是德意志人的东部拓荒运动及在柏林和莱茵-威斯特伐利亚模式之后承认了波兰西里西亚德意志地区的快速工业化模式。
统计数字显示这一时期在这一地区波兰人口持上升态势，而德意志人口却在不断下降。由于波兰问题对德国而言意义重大，这就引起了帝国政府和学者的担心。
人们常常提到“日耳曼精神在衰退”、德意志人“东进”和斯拉夫人潮水般地涌来。弗里茨·瑙曼1883年出版的“经济统计年鉴”就以“德意志化还是波兰化”命名，他指出东部省份的波兰化造成了日耳曼精神在当地的衰退。两年后，哲学家爱德华·哈特曼在其著作中也持同样观点。
对此，普鲁士政府的第一个行动是在1885-1887年期间将波兰人和波兰犹太人驱逐出境。紧接着，普鲁士当局又制定一个从东部波兰人手中收购土地、然后分配给德意志农民耕种的计划。1886年4月26日，其颁布《输送德意志人到西普鲁士和波兹南省拓荒法》。
1886年6月21日，由总部坐落于波兹南的“西普鲁士和波兹南拓荒委员会”负责实施这一收购与拓荒计划。该委员会从政府那里获得了高达一亿马克的启动资金。
拓荒委员会出台了许多旨在进一步加强 对波兰人限制的措施。例如:规定在进行宗教仪式时必须使用德语。1908年，颁布针对波兰不动产的强制登记法;1908年颁布了不再奢望同化波兰人的结社法。
德意志人民的被动员和东部边界组织和一些有类似诉求的民族组织的合并，都加剧了德波两族之间的民族冲突。拓荒委员会的措施和东部边界联盟对数代波兰人而言，都是德意志化和压迫的标志。
1914年一战的爆发使波兰人看到了获得民族独立的契机，当时“三只黑鹰”第一次分属两个敌对的阵营。1915年俄军的战败导致波兰王国的大部分领土被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军队所占领。
这使得德国当局不得不再次审视波兰问题的重要性，当时呈现出来的波兰的前途是重新融入帝国并且成为它的殖民地。帝国在其新征服的东部殖民地波兰王国地区建立了一系列的组织，例如泛德协会、防卫同盟或东部边界同盟。
此外，帝国还向该地区派驻了政治代表，例如法兰克福/奥德首相弗里德里希·冯·施威林。据1915年7月帝国总理备忘录记载:包括352名大学教授在内的1347人被派遣到波兰和西里西亚地区的东部边界及东普鲁士地区的南部边界工作，为了迁入的德意志人无疑会驱逐波兰人。
战争形势的变化，使得同盟国对波兰问题有了新的思考。前俄占区的两名总督以皇帝的名义于1916年11月5日宣布波兰王国实行君主立宪制。该法案承诺在波兰军队追随德军作战的情况下德国将在未来成立波兰自治邦，但该邦的领土仅包括前俄占区。
1916年，波兰召开临时国务会议，但其只是形式而已，因为实际控制权仍掌握在华沙和奥匈帝国卢布林的德意志总手里。
很快，战争形势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美国的参战、沙皇的倒台、十月革命的爆发及同盟国军事力量的逐步衰弱都意味着战争已经接近尾声。此时，波兰问题对德国而言也日益恶化。
与此同时，羁居巴黎的罗曼·多莫夫斯基和伊格纳奇·帕德雷夫斯基在巴黎倡议建立波兰国家委员会。到1917年底，法国、英国、意大利和美国都承认了该组织代表波兰利益。
威尔逊总统于1918年元月8日在美国国会提出了关于未来和谈和建立欧洲新秩序的14点原则。其中，第13点建议在波兰人密集的地区重建一个拥有自由港的独立的波兰国。该原则成为重建波兰的政治基础。
德意志少数民族地位的确立
从1918年底到1922年中期,波兰分批接收了大量的德国领土及臣民。在1918年12月巴黎和会正式审议工作开始之前，波兹南省大部分地区已经通过武装起义的方式归属波兰。
波兹南地区是普鲁士波兰民族运动的中心。一战结束之时，德国在波兹南的统治趋于崩溃，这正是波兹南波兰民族主义者谋求其独立地位的大好时机。
1918年11月11日停战之日，德国议会议员沃依切赫·科尔凡蒂领导下的波兰民族主义者便建立了“最高民族委员会”。
最高民族委员会宣布组建波兹南地区临时政府，并且号召选举普鲁士波兰议会。最高民族委员会得到了许多波兰民族主义团体支持。其中，其中包括在战后迅速壮大的波兰军事组织。
此时，国际形势的发展对德国愈加不利。一战的结果是德意志帝国、俄罗斯帝国和奥匈帝国先后战败。这正是波兰人所期待的结果，华沙政权于1918年10月7日宣布该政权是波兰的唯一合法政府，要求接管普属、俄属及奥属波兰。
德皇威廉二世于11月9日退位之后，毕苏斯基作为民族英雄重返波兰。其被华沙政被任命为波兰军队总司令。不久之后，毕苏斯基便控制了华沙政权。克拉科夫和卢布林政权也先后接受华沙政权的领导。
然而，西部地区认为国家民主党人主导的“波兰民族委员会”为波兰利益的代表，其对未来波兰的设想明显是与毕苏斯基不同。毕苏斯基的假想敌为俄国，其重点要收复的是东部的俄属波兰，要建立的是包括之前东部领土在内大的联邦制国家。
相反，像诺曼·多莫夫斯基一样的国家民主党想要建立的是一个小一点的，但是在种族成分上更为单一的波兰。其假想敌为德国，主要诉求是收复被德国控制的经济上更为发达的西波兰领土。
后者的设想显然更为符合协约国集团的利益，国家民主党在普属波兰地区也赢得了比毕苏斯基更多的支持。问题是后者仅有巴黎的支持，而前者却控制着波兰的绝大部分领土。
为了弥合分歧，波兰民族委员会派遣伊格内修斯·帕德雷夫斯基抵达华沙。在毕苏斯基和帕德雷夫斯基达成协议的条件下，前者承认后者可以通过选举担任联合政府总理。毕苏斯基的妥协，意味着波兰政府在这一地区确立了严厉的去德意志化政策。
帕德雷夫斯基华沙之行的直接后果是促成了波兹南起义的爆发。起义的结果是波兹南德意志人被迫承认了波兰政权在当地的权威。但其酿成了重大的政治经济后果。
在之后的交火中，大约1200名德意志军人和大约1700名波兰军人牺牲。波兰占领下的波兹南地区与德国其他地区的政治经济联系被完全切断。
多达8000名德意志人被长时间地关在卡利什附近的什奇珀尔诺集中营。囚徒之中包括波兹南团结福音派教会首脑保罗·布劳主教和另外39名神父。即使被释放之后，布劳也因“政治原因”而不得返回柏林。
波兹南起义后，波兹南地区已经事实上归属于波兰。成千上万的波兹南德意志人现在处于异族的统治之下，他们的保守主义的政治取向和波兰政府确立在这一地区实施去德意志化政策为二次大战期间这一地区及整个波兰的民族冲突埋下了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