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如何破解农村剩男难题？
乡村振兴如何破解农村剩男难题？
“农村大龄男青年娶妻难问题既是个人家庭问题，更是宏观社会结构问题，涉及多层次的经济社会成因，并对经济社会产生复合的衍生影响，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需要整体研究和系统解决。”近日，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周京在《农村大龄男青年婚配困境的综合成因及对策建议》中指出。
数据显示，我国农村大龄男性婚配难问题已十分严峻。根据2020年普查数据推算，全国未婚男女比例是13∶9，农村未婚男女比例是2∶1，而农村大龄未婚男女比例则高达13∶2。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的调查也发现，在全国26个省(市、区)的119个样本村庄中，有51个村的村干部反映当地存在较为严重的大龄男青年婚配难题，占比高达42.7%。
这一问题不仅影响个人幸福，还带来多重社会风险。大龄未婚男性长期处于择偶困境中，容易出现心理健康问题。同时，群体的失范行为可能冲击地区和社会正常秩序，如“骗婚”“逃婚”等问题频发。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一群体对社会保障存在明显的刚性依赖，有研究预测2044年之后每年50岁的男性中将有超过10%的人未婚，这无疑将给我国应对老龄化带来巨大隐患。
问题的多重困境
农村大龄男性婚配难问题的成因复杂，涉及周期性、结构性和摩擦性等多个层面。
从周期性因素来看，性别比例失衡和人口出生率下降是根本原因。我国男性“过剩”人口总量呈整体扩张态势，1978年至2021年间增长了14.49%，2000年后保持在3500万上下浮动。这种性别失衡叠加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导致女性适婚人口总量稀缺，男性人口“过剩”长期存在且呈规模扩大态势。
结构性因素则体现在城乡和区域婚姻市场的差距上。在婚姻梯度匹配和女性人口阶梯流动规律作用下，经济发达地区和城市婚姻市场持续“扩张”，而经济落后地区和农村地区婚姻市场持续“收缩”。这导致婚姻挤压向落后农村地区传导和集聚，引发区域性和集聚性的婚配困境。例如，山东某县城的彩礼从2020年的18.8万涨至2023年的近30万，经济落后地区的彩礼甚至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倒挂”现象。
摩擦性因素则包括结婚成本高、个体素质差异等。在一些偏远地区，由于经济条件限制，部分农村大龄男性难以承担高昂的彩礼和结婚成本，加之个人竞争力的相对劣势，容易陷入暂时或长期的婚配困境。
乡村振兴：破解之道
面对这一复杂的社会问题，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根本性的解决方案。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从多个维度提出了具体措施，旨在通过改善农村经济和社会环境来破解婚配难题。
首先，推动农村本地和县域经济发展是关键。通过发展特色产业、促进就业创业，提高农村青年的经济收入，从而降低婚配成本。例如，一些地区通过发展乡村旅游、生态农业等新业态，不仅增加了农民收入，还吸引了更多外来人口，优化了性别比例。
其次，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是重要抓手。中央一号文件强调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推动农业与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这不仅能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还能提升农村地区的整体吸引力，为解决婚配问题提供内生动力。
此外，加强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也是重要一环。通过改善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提高农村生活质量，既能留住本地人口，也能吸引外来人口。例如，加强寄宿制学校建设、提高农村教育质量，可以为农村家庭提供更多选择，减少人口外流。
未来展望
解决农村大龄男性婚配难问题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社会和家庭的共同努力。通过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实施，农村经济和社会环境将得到根本改善，这将为解决婚配问题创造有利条件。
然而，我们也应认识到这一问题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它不仅需要经济上的改善，还需要文化观念的转变。例如，通过推进婚俗改革、宣传文明新风，逐步改变“天价彩礼”等不良习俗。同时，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提升农民的文化素养和生活品质，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总之，乡村振兴为破解农村剩男难题提供了根本路径。随着各项政策措施的落地见效，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困扰农村社会的难题将逐步得到缓解，农村青年的婚姻幸福也将得到更好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