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对新文学的影响，可能远超你的想象
梁启超对新文学的影响，可能远超你的想象
梁启超作为维新运动领袖和思想家，其在政治领域的贡献广为人知。然而，他在文学领域的贡献同样不容忽视。本文通过多位新文学代表人物的论述，展现了梁启超在文学革新方面的深远影响。
提起梁启超，很多人都对他有很深的印象。他是历史课本上绕不开的维新运动领袖，是清末民国社会改革的推动者，是民主自由启蒙的思想家。
其实在政治之外，梁启超也是当时文化事业的积极推动者。他积极倡导普及教育，提倡新式教育模式，推动各类学校的设立和改革。钱玄同、胡适、郑振铎、周作人、朱自清等“新文学”代表人物都承认梁启超对文学革新的重要性。梁启超与中国文学的转变，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深刻影响，也是非常值得人们探讨的问题。
“新文学”的干将钱玄同，可谓是揭破梁启超与新文学关系之第一人。
他在1917年2月写给《新青年》主编陈独秀讨论该刊刚发表的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时说：“梁任公实为创造新文学之一人。虽其政论诸作，因时变迁，不能得国人全体之赞同，即其文章，亦未能尽脱帖括蹊径，然输入日本新体文学，以新名词及俗语入文，视戏曲小说与论记之文平等（梁君之作《新民说》《新罗马传奇》《新中国未来记》，皆用全力为之，未尝分轻重于其间也），此皆其识力过人处。鄙意论现代文学之革新，必数梁君。”
梁启超
钱玄同以敏锐的眼光捕捉到了后来被新文学家们视为落伍的梁启超在散文文体和文学观念上对新文学的先导作用。“论现代文学之革新，必数梁君”一句，可为的论。
1922年胡适受《申报》邀请作《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时，以新文学运动领袖的身份表彰晚清时期梁启超的巨大影响：“当他办《时务报》的时代已是一个很有力的政论家；后来他办《新民丛报》，影响更大。二十年来的读书人差不多没有不受他的文章的影响的。”约十年之后，他写《四十自述》，更以个人的经验来为“二十年来的读书人差不多没有不受他的文章的影响的”一句下一注脚：“严先生的文字太古雅，所以少年人受他的影响没有梁启超的影响大。梁先生的文章，明白晓畅之中，带着浓挚的热情，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新民说》诸篇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澈底相信中国之外还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化；《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也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知道《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
这位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与他同时代的众多同龄人一样，差不多都通过阅读梁启超的文章经受了思想的启蒙。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病逝，新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的重要成员郑振铎立刻写了一篇“不能不写”的纪念文章，全面总结梁氏在文艺、政治、学术、新闻等方面的成绩。文学方面，郑振铎专门论及梁启超的“新文体”：“他的散文，平心论之，当然不是晶莹无疵的珠玉，当然不是最高贵的美文，却另自有他的价值。最大的价值，在于他能以他的‘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的作风，打倒了所谓恹恹无生气的桐城派的古文、六朝体的古文，使一般的少年们都能肆笔自如，畅所欲言，而不再受已僵死的散文套式与格调的拘束；可以说是前几年的文体改革的先导。”此处所言“前几年的文体改革”即胡适、陈独秀等人所倡导的白话文运动，郑振铎认为，梁启超自己的“新文体”写作，实际上是中国散文现代改革的开篇。
与鲁迅一样，读着梁启超的文章长大并参与了清末文学变革进程的周作人，1932年在辅仁大学关于新文学源流的讲演中，洞悉到梁启超文学活动背后的政治目的，但他也承认：“他以改革政治改革社会为目的，而影响所及，也给予文学革命运动以很大的助力。”显然肯定了梁启超与“文学革命”之间的正面关系。
朱自清在反思中国诗的出路时，认为“近代第一期意识到中国诗该有新的出路人要算是梁任公、夏穗卿几位先生”，他说：“清末夏曾佑、谭嗣同诸人已经有‘诗界革命’的志愿，他们所作‘新诗’，却不过检些新名词以自表异。只有黄遵宪走得远些，他一面主张用俗话作诗——所谓‘我手写我口’，——一面试用新思想和新材料——所谓‘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入诗。这回‘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对于民七的新诗运动，在观念上，不在方法上，却给予很大的影响。”朱自清是把梁启超等人在清末“诗界革命”的倡导和实践，与后来胡适等人的白话诗写作，放在一条脉络上来理解的。
似乎不必再征引下去，钱玄同、胡适、郑振铎、周作人、朱自清这五位“新文学”的创造者和见证人关于梁启超与“新文学”关系的论说，已经足以证明梁启超这位政治家在文学方面给予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之中国的深刻影响。
本文节选自《梁启超与中国文学的转变》，作者李开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