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放解读：迎财神习俗的现代变迁
萧放解读：迎财神习俗的现代变迁
2023年12月，中国“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成功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一喜讯不仅彰显了春节文化的深厚底蕴，也引发了我们对传统习俗在现代社会中如何传承与发展的思考。作为春节重要习俗之一的迎财神，其演变历程正是这一思考的生动注脚。
从“送穷”到“迎财”：南北习俗的差异
正月初五，是中国民间传统习俗中迎财神的日子。然而，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这一天的习俗却呈现出有趣的南北差异。北方地区将这一天称为“破五”，主要仪式是“送穷”。据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刘仲宇的研究，北方人认为新年期间存在诸多忌讳，到了正月初五，人们认为新年已经过完，需要开始下地干活。因此，这一天的主要内容是将各种禁忌“送走”，同时也将“穷”送出门外。
相比之下，南方地区则更注重“迎财神”。上海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黄景春在调研中发现，江浙地区在正月初五迎财神的氛围尤为浓厚。这一天，家家户户会打扫房屋，将“穷”扫出门外，然后迎接财神降临。这种差异与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密切相关。两宋时期，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市民阶层不断壮大，人们对生活的祈愿不再满足于“送穷”，而是直接表达对“富裕”的追求。
财神形象的演变：从“财马”到五路财神
财神信仰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末年，人们就已经开始购买“财马”（即财神像）来祈求财富。然而，当时的财神并没有明确的姓名，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形象。
元朝时期，增福神开始出现，也被称作财帛星君。到了明清时期，赵公明、五通神等具有财神职能的神祇逐渐流行。其中，五通神的演变最具代表性。五通神最早源自印度，传入中国后，在唐朝就开始出现相关传说和信仰。南宋时期，江南各地五通庙众多，但因其行为带有邪性，遭到儒士的排斥。在社会压力下，五通神逐渐完成了“神格”蜕变，演变为五路财神，增加了忠孝、公平、正义的伦理内涵，最终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接受。
当代社会中的迎财神：传统与创新的交融
在当代社会，迎财神习俗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但其表现形式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以苏州为例，接路头（即迎五路财神）时，人们会在客堂正中挂上财神画轴，前面摆放酒盅、筷子以及各种供品。商家也会在这一天开市，祭祀财神，并招人饮酒，称为“接路头”。而在山东胶东一带，商家则有在正月初五吃水饺的讲究，甚至会故意下破几个水饺，寓意“元宝挣了”。
年轻人的求财方式也呈现出新的特点。虽然传统的上香、供奉等仪式仍在延续，但形式上有所简化。同时，随着科技的发展，一些新的表达方式也应运而生。比如，春节期间通过社交平台拜年、用智能手机发红包等现代方式，既保留了传统习俗的内核，又融入了现代生活的元素。
海外华人圈的传承与创新
在海外华人社区，迎财神习俗也得到了传承和创新。新加坡华人餐馆中流行悬挂乾隆皇帝的画像，取“乾隆”与“钱龙”谐音，寓意招财纳福。在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华人还保留着供奉福德正神（土地公）的习俗，这是农耕社会财富信仰的延续，并与当地宗教文化相融合。
传统习俗的现代化思考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萧放指出，春节非遗项目多达400多项，省级项目800余项，是内涵最丰富、影响最广泛的非遗项目之一。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许多传统习俗面临着现代化的挑战。一方面，旧的民俗事象可能逐渐被人们遗弃，甚至走向衰亡；另一方面，新的民俗事象也在不断产生和发展。
从民俗学的角度来看，民俗文化没有绝对的本真性，只有在某一时点上相对的本真性。因此，保护和传承传统习俗不应固守其原始形态，而应在动态中寻求发展。正如萧放教授所说，春节礼俗在辞年礼俗、团年礼俗与拜年礼俗的操演习练中，创造了人际关系的连接，为人们的情感与精神联系提供了互动的中介，为家庭社会的和睦和谐作出了文化贡献。
在现代社会中，迎财神习俗的变迁正是这一理念的生动体现。它既保留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又在形式上不断创新，以适应时代的发展。正如春节申遗成功所展现的那样，这些传统习俗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更是全人类共享的精神财富。在未来的日子里，它们将继续在创新与传承的交织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