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个公祭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心理创伤与人文关怀
首个公祭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心理创伤与人文关怀
在首个国家公祭日之际，我们关注到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们所承受的心理创伤。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张连红教授指出，这些幸存者长期遭受精神折磨，甚至出现“幸存者综合征”。例如，幸存者吴秀兰老人常常梦见失去的女儿，而张秀红老人因被强奸留下终生残疾。他们的故事提醒我们不仅要铭记历史，更要关心这些幸存者的精神健康。
“幸存者综合征”：战争创伤的持久影响
“幸存者综合征”是心理学上对经历过重大创伤事件后产生的一系列心理问题的统称。在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身上，这种症状表现得尤为明显。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前馆长朱成山指出，许多幸存者长期生活在恐惧、焦虑和抑郁中，甚至出现了严重的心理障碍。
以魏特琳女士为例，这位在南京大屠杀期间舍身保护上万名中国妇孺的美国女传教士，自己也成为了战争创伤的受害者。据《永生金陵：魏特琳传》记载，魏特琳在南京大屠杀发生后，出现了严重的PTSD症状。她经常在脑海中浮现日军暴行的场景，夜间频繁做噩梦，伴有严重的焦虑、失眠和情绪失控。最终，不堪战争创伤重负的魏特琳在1941年因精神崩溃而被迫离开中国，返回美国接受治疗。
永不磨灭的伤痕：幸存者的口述历史
“那时候我们跑反，我打扮得不像个人样，戴个草帽，脸上抹着黑灰。我们还亲眼看见一个撑船的女船家被日军打死了。”这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黄刘氏的回忆。在她80多年的人生历程中，这段记忆始终挥之不去。
“日本兵让我父亲为他们找‘花姑娘’，父亲一心想逃走，就在机场附近转。过了很久，他们看父亲还是找不到，就对着父亲的右小腿刺了一刀，鲜血直流。”这是幸存者薛玉娟的证言，14岁时的她亲眼目睹了父亲被日军残酷对待的场景。
“日军进城的时候，杀害了我的父亲，烧毁了我们家的房子。日军在我家门口的地洞里面拽出来七个人，全部打死了。”谢桂英老人的回忆令人痛心，她在童年时期两次从日军手中死里逃生，头上至今还留有当年受伤的疤痕。
这些只是众多幸存者故事中的一小部分。据统计，截至2024年12月1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仅存32位。每一位幸存者背后，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往事，每一段记忆都承载着战争给个体带来的无法抹去的伤痛。
关爱与传承：让历史见证者得到慰藉
面对这些历史见证人，社会各界一直在努力为他们提供关怀和支持。2016年起，摄影家速加受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委托，拍摄了86位幸存者的肖像。他非常注重与老人的情感交流，不布景，不摆拍，巧用自然光，希望镜头中的人物能彻彻底底地沉入历史之中。在拍摄过程中，速加深刻感受到了幸存者们的痛苦与坚强，他将本次摄影稿酬悉数捐赠给南京侵华日军受害者援助协会，以实际行动支持幸存者援助工作。
2023年出版的摄影集《时间证人》不仅记录下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一瞬间，也能为他们的人生留下珍贵的纪念，让每一次的翻阅，都能成为对历史的回望。《时间证人》中的80幅肖像摄影被中国美术馆及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收藏。在2024年国家公祭日，澎湃新闻得到摄影家速加的授权，刊发书中部分图文。时间永不停息，历史不会远去；老人或会凋零，记忆长存世间。
在首个国家公祭日之际，让我们不仅铭记历史，更要关注那些仍然活着的历史见证人。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需要精神上的慰藉和关怀。让我们共同努力，为这些幸存者创造一个充满关爱和理解的环境，让他们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感受到人间的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