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运改革：从“人忧其行”到“人畅其行”
春运改革：从“人忧其行”到“人畅其行”
2025年春运，一场涉及90亿人次的超大规模人口迁徙正在中国上演。从1月14日到2月22日，为期40天的春运期间，铁路客运量预计突破5.1亿人次，民航客运量将达9000万人次，均创下历史新高。这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周期性迁徙，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交通基础设施的巨变，也折射出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变迁。
从“买票难”到“一票难求”的历史跨越
改革开放初期，随着社会流动性增强，春运规模迅速扩大。1978年以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民从事非农产业政策的松动，以及农村工业的发展，旧体制掩盖下的大量潜在剩余劳动力开始显化，逐渐向手工业、商业等非农产业转移。在大城市郊区、沿海省份等经济基础好、具有区位和政策优势的地区，这一现象尤为突出。但由于高考恢复和大量知青返城，城市物资供应负担和就业压力大，为保证农业生产、缓解城市压力，国家对农民进城就业仍有严格限制，以致全国出县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在1983年仍不超过200万人，流动规模和半径较小。因此，尽管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以及高考的全面恢复，春运客流日渐增加，但客运需求总量相对较小，且主要集中于短途运输。
1984年以后，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推进，城市化、工业化迅速发展，产生大量劳动力需求。率先引进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的东部沿海城市，劳动力需求旺盛，居民非农产业就业收入快速增长。而同期，农业种植成本提高，农村工业发展速度放慢，吸纳就业能力降低，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减缓，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亟须寻找新的出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在此背景下，政府开始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城务工经商。于是，大量中西部地区农民向东部城镇流动，跨省、跨区流动人数增多。1989年农村外出劳动力增至3000万人，年均增长500万人。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就业的态势更是势不可挡。1993年农村外出劳动力6200万人，其中，跨省流动2200万人，分别较1989年增长了1.07倍和2.14倍。1995年，全国外出就业农民工增至7000余万人，较1989年增加约4000万人，年均增长约700万人。
囿于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大量外出农民处于“人户分离”状态，在综合生活和机会成本的考量下，不得不采取“两栖式”的生活方式：于春节前后在“家”与“工作地”之间来回迁徙。随着外出就业农民数量的增加，农民工逐渐成为春运客流的主力，占70%—80%。1989年春节过后，湖北、四川等地民工每天有几万人至十几万人涌入广东，北京、郑州等城市火车站客流爆满，70%以上都是进城务工的民工。1994年春运，广州民工流动总量逾400万人次，成都火车站运送民工达150万人。正月初一至正月十九，上海站累计到站旅客135.6万人，其中70%—80%是民工。
高校寒假常与春运时间重叠、交叉，90%以上的高校学生寒假会回家过年，其整体规模虽小，但由于出行时间集中，对春运的影响也十分明显。改革开放后，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为满足现代化建设对大批专业人才的需要，1983年，国务院批转《关于加速发展高等教育的报告》，提出加速发展高等教育，5年内全日制高校招生人数由1982年的31.5万人增加到55万人。在国家号召下，高等教育迅速发展，学生规模不断增加。1999年为落实《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国家决定实行高校扩招政策，高校学生规模增速迅速提升。2001年全国高校在校生人数达到1214万人，较1978年净增1173.85万人，增长2920%。
这一时期，传统的年节观念仍在发挥效力，同时也在吸收现代文明的养分。春节回家是绝大多数人的选择，但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观念的改变，以及旅游事业的发展，利用春节假日外出旅游也日渐流行。1996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由1986年的899.6元增加到4838.9元。同期，国内旅游人数由2.7亿人次增加到6.39亿人次。一项面向深圳300多户700余人的调查指出，在1991—1996年，有41%的人曾在春节外出旅游。1996年春节期间，三亚市接待外地游客10万余人，接近市区常住人口。1997年，北京约有10万人外出旅游过节。1999年，在国务院修订《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实行“黄金周”制度后，春节外出旅游风潮更炽。2000年春节期间，国内旅游人数突破2000万人次。到2001年春节黄金周，全国共接待游客增至4496万人次，增长近125%。
民工流的迅速壮大与学生流、探亲流、旅游流的齐头并进，带动春运规模不断扩大。然而，当时的交通运输基础薄弱、发展相对滞后，无法满足春运带来的庞大人口流动需求，导致运输供需矛盾突出。“买票难”“乘车难”等春运问题开始出现，春运逐渐成为社会难题，备受关注。
21世纪的春运新貌
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和交通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春运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运力大幅提升
2025年春运，铁路客运量预计突破5.1亿人次，民航客运量将达9000万人次，均创下历史新高。这背后是近年来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的跨越式发展。截至2024年底，中国高铁运营里程已超过4.5万公里，居世界第一。民航方面，全国机场数量持续增长，航线网络日益完善，为春运提供了强大的运力支撑。
新趋势涌现
- 反向春运：越来越多的老人选择前往子女工作地团聚，这些老人主要来自四川、河北、湖北、湖南等省份，而他们的目的地多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等大城市。据广铁集团客运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在春运期间，铁路客流呈现明显的单向特征，对部分非紧张时段、方向的旅客列车实行优惠票价，普速车最大优惠低至2折，比如长沙至广州北站的K9275次列车，打完2折后硬座票价仅需18元；动车组最大优惠低至3折。
- 自驾出行：春运期间，自驾出行将稳居主体地位，预计达到72亿人次，约占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的八成，高速公路车流量单日峰值或创历史新高。不少自驾返乡人群选择错峰自驾出行，避开高速拥堵期。1月18日，有网友分享自己从广东出发开了30个小时到达四川康定。在社交媒体平台上，1月19日起，大量自驾返乡的人群分享出行动态、开启路上直播。
网友“元气文子”在社交媒体分享自己春节特种兵自驾回家的行程，她将从江苏回湖南的自驾过程变成一趟旅游，从江苏先开到黄山爬个山，再到江西逛一逛，然后开往长沙再进行一日旅游，最后开往怀化老家。不过，她表示最后一程从长沙到怀化，原本5个多小时的行程，因堵车变成11个多小时。
此外，“自驾搭子”也成为今年春运社交网络上的热词，一些车主招募同行的开车搭子，AA高速费和充电费。 - 智慧春运：智能化服务让春运更加便捷。在北京站，出站旅客只需站在门前的绿色方框里，门便会自动感应开启。半高平开电磁门美观又通透，只需轻轻按下按钮，再推开门，便能顺畅出站，其与两侧围挡齐平的设计，也展现了美学的考量。北京站党委副书记孙海申说：“我们改造了站前广场，把北京站整个面貌亮出来。同时为方便旅客，我们把进站口的雨棚拆除，旅客进站也方便了，我们还对进站的一些闸机进行迁移改造，重新布局，让旅客进站更方便快捷。”
同时，各大火车站还将根据客流量的大小，对单向门进行灵活调整。如遇大客流情况，单向门可不关闭，并安排专人值守，确保旅客快速、安全出站。每个单向门周边均贴有明显标识，方便旅客辨认。
除了改造单向门，北京各大火车站在春运期间还采取了一系列的便民措施。北京西站、北京朝阳站等车站的进站安检处，设有便民寄件柜，旅客可以根据需求自助办理物品邮寄；清河站的候车大厅内，智能指引机格外显眼，旅客点击屏幕上“检票口”“服务”等选项，就能获取前往目的地的指引；各车站还加强重点旅客人文关怀，持续完善重点旅客预约服务流程，让重点旅客出行体验更温馨、更美好。
从“人忧其行”到“人畅其行”
春运的变化，映射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进步。从最初的“人忧其行”到如今的“人畅其行”，这一转变体现了国家经济治理的成效。
- 基础设施建设：高铁、高速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极大提升了运输能力
- 智能化服务：从人工售票到网络购票，从传统检票到人脸识别，科技让春运更加便捷
- 人性化管理：从简单的客流疏导到全方位的旅客服务，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
春运的变化，不仅是一个交通问题的解决，更折射出中国社会的深刻变迁。它见证了中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反映了城乡差距的缩小，展现了人们生活方式的多样化。春运，已经成为观察中国社会发展的一面镜子。
从“买票难”到“一票难求”，从“人忧其行”到“人畅其行”，春运的变迁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它不仅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果，更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缩影。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加开放、更加包容、更加现代化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