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四大佛教名山”是如何形成的？
“中国四大佛教名山”是如何形成的？
中国四大佛教名山，即安徽九华山、山西五台山、四川峨眉山和浙江普陀山，分别对应地藏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和观音菩萨的道场。这些名山的形成，是中国佛教信仰本土化的重要体现，也是佛教中国化的标志性成果。
五台山盛景，摄影师：悟慈
“四大名山”的信仰是怎么形成的？
佛教传入中国后，开始了本土化的进程，并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大乘佛教。随着佛教信仰的长期积累，以及僧侣信众不断修学参访、兴建寺院，中国佛教的圣地信仰逐渐形成。到了明清时期，禅宗寺院逐步走向衰落，僧俗大众开始将传统名山作为主要的参访和进香地点，名山的社会影响不断扩大，最终形成了“四大名山”的信仰格局。
为什么是这四座山成为了“四大名山”？
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圣凯在其文章《名扬海外的中国佛教“四大名山”是如何形成的？》中总结了六大要素：经典记载、地理环境、塔寺高僧、感应传说、信徒朝圣和国家支持。本文将从文化、环境、社会三个方面来探讨四大名山信仰的形成。
文化方面
作为菩萨道场，“名山”能够形成的首要条件是经典记载，这是信仰的根本来源。在《华严经》的不同译本中，都有文殊、普贤、观音菩萨道场的名称和地理特征的相关记载。而中国其他名山，如天台山、庐山、衡山等，虽然也有丰富的佛教信仰传统，但缺乏经典记载，因此难以形成名山的信仰圈。
五台山
唐译的《文殊师利法宝藏陀罗尼经》记载：“我灭度后，于此赡部洲东北方，有国名大振那，其国中有山，号曰五顶。文殊师利童子游行居住，为诸众生于中说法。”这里说的大振那国的五顶山，与五台山有暗合之处。五台山地处山西省东北部，共有五座山峰，山高顶平，故称五台山。
摄影师：悟慈
普陀山
唐译《华严经》记载：“于此南方，有山名补怛（dá）洛迦，彼有菩萨名观自在。”补怛洛迦也被翻译为补陀落迦、普陀洛迦、布达拉等，意思是小白华、光明山、海岛山等。在佛经中，补怛洛迦位于古印度南部的海岛，而先秦时期，中国就有将黄海以南泛称为“南海”的现象，因此，南海普陀山和南海观音中的“南海”一词，不仅借用了佛教典籍的相关记载，也借用了古代“南海”这个词语，以证明普陀山就是观音菩萨的正道场。
峨眉山
晋译的《华严经》记载：“西南方有菩萨住处，名树提光明山，过去诸菩萨常于中住，彼现有菩萨名贤首，有三千菩萨眷属，常为说法。”这里的光明山，就是峨眉山的别名，今天，在峨眉山万年寺山门上方，还挂着“大光明山”的匾额。峨眉山因山上有山峰相对，形似蛾眉而得名，包括大峨眉、二峨眉、三峨眉和四峨眉。
九华山
九华山位于安徽省池州市青阳县境内，古称陵阳山、九子山，因有九座山峰形似莲花，所以在唐天宝年间被改名为九华山。九华山被列入四大名山的时间最晚，主要是因为新罗僧人金乔觉（金地藏）在九华山修行的应化事迹。据唐代隐士费冠卿撰写的《九华山化城寺记》记载，金乔觉圆寂后，人们发现他“颜亦如活时，舁（yú）动骨节，若撼金锁”，因此，僧众们把他视为菩萨现世，尊称他为“金地藏”，并建造了肉身塔供奉。
这些经典记载对于四大名山的宣传力度非常大，因为有了文字记载，自然就会有所谓的感应传说，比如五台山的文殊化身、普陀山的梵音洞、普陀山的“普贤祥瑞”等等，这些神迹，就成了信徒们口口相传的口碑素材，不断地激发着信徒们的信仰热情，也推动着人们前来朝访巡礼。
环境方面
“名山大川僧占多”，自然环境也是吸引信众的重要条件。在四大名山中，五台山清凉高耸，峨眉山有金顶佛光，普陀山有海岛潮音，而九华山雄奇灵秀，这些都是它们成为佛教名山的自然禀赋。
社会因素
一座名山的发展，离不开当权者的支持。下面来看古代各朝皇帝是如何助力四大名山发展的：
五台山
唐代宗时期，密宗高僧不空三藏上奏，建议将文殊菩萨尊奉为天下寺宇食堂中的“上座”，认为这样可以让人们在就餐时得到文殊菩萨的加持和庇佑，同时还能增长智慧。唐代宗还钦定普贤菩萨、观音菩萨为“侍者”，从而确定了五台山为名山之首。
峨眉山
北宋时期的皇帝对峨眉山极其偏爱。宋太宗和宋真宗都曾捐款捐物，并翻新、重修殿阁造像。宋太宗于太平兴国五年命人在峨眉山铸造金铜普贤像、重修寺庙；端拱二年，再命人领300两黄金修补普贤像、并再次翻修庙宇。宋真宗即位后，更是重视，大中祥符四年，真宗诏赐黄金3000两，增修峨眉山普贤寺，另外还设了三万僧斋的量，每年还可以扩招4人。
普陀山
明神宗时期，曾经数次赐藏经，崇祯时期，还曾经命令皇亲国戚田弘遇（也就是陈圆圆的干爹），亲自捧御香祈福观音大士。到了清代，康熙二十八年，康熙拿出1000两帑金（也就是国库里的钱），送到普陀山造寺庙；十年后的康熙三十八年，康熙到杭州，又命人携带1000两黄金赐给普陀山，并且传旨“山中乃朝廷香火”；等雍正即位后，雍正九年，他大手一挥，怒刷帑金七万两，重修了山上两座寺庙。
九华山
九华山的发展主要是在明清时期。明万历年间，明神宗两次颁赐化城寺藏经；康熙三次遣内侍来进香，并赐额“九华圣境”；乾隆四十一年，则向化城寺赐额“芬陀普教”。
总结
佛教在印度消亡之后，中国佛教接稳了接力棒，并且完成了佛教在信仰、思想、制度三个层面的本土化，从而巩固了中国在世界佛教中的中心地位。四大名山说法的出现，更是说明了中国佛教已经深入中国社会，凸显了中国佛教在信仰上的独特性。这不仅对中国文化的多元性和丰富性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世界佛教的传承和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