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北朝到南宋：中国出家制度的巨变
从南北朝到南宋：中国出家制度的巨变
南北朝至南宋时期，中国出家制度经历了显著的变迁，这一过程不仅反映了佛教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变化，也体现了世俗政权与宗教势力之间的复杂互动。
南北朝：佛教的黄金时代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后，至南北朝时期达到鼎盛。这一时期，佛教不仅在思想领域广泛传播，更在经济和社会层面形成巨大势力。据记载，梁朝时建康佛寺多达七百所，洛阳佛寺更是多达一千三百六十七所。北齐邺城一地，佛寺便有四千所，造像之多，更可想见。
寺院经济的繁荣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特征。僧侣地主与世俗地主一样，占有大量土地，剥削人民，且享有士族的特权，不负担租赋和徭役。梁朝寺院蓄养“白徒”“养女”，北魏寺院控制的户口有“僧祗户”和“佛图户”。南朝初期，僧侣中已经出现了百万富翁。江陵的长沙寺，贵至黄金，少到一束麻，都可拿去押钱。北长安僧人竺法护，一次贷出二十万钱。寺院不仅广占田园，还放高利贷，经济势力不容小觑。
然而，佛教势力的膨胀也引发了统治者的警惕。当寺院经济威胁到国家财政时，统治者开始采取措施限制佛教发展。北魏太武帝时期，禁止侍奉“胡神”（佛）；周武帝灭佛，更宣称自己不是“五胡”，不伯佛教所说的地狱的痛苦。魏太武帝的灭佛，一方面在谋求和汉族士大夫的合作，表示他的亲汉，同时在经济上，也是同寺院争夺剥削对象。周武帝时的“法难”更主要的是在经济上摧毁佛教的势力。太武帝以前，北魏皇帝对于佛、道两教，兼收并蓄。太武帝在438年规定五十岁以下的和尚要还俗，为朝廷服徭役，供租赋。这就不能不引起起皇帝和寺院的冲突。439年，北魏灭北凉，北凉崇奉佛教，有许多和尚为北凉守城，城陷之后，三千个和尚被俘。
北宋：僧人融入士人阶层
到了北宋时期，佛教与世俗政权的关系发生了重要变化。这一时期，僧人可以通过科举考试成为士人阶层的一员。科举制度的开放性使得僧人有机会参与主流社会的选拔机制，这不仅提高了僧人的社会地位，也促进了佛教与世俗文化的融合。
僧人参与科举的现象反映了佛教在中国社会中的重要地位。这一时期，佛教不仅在思想领域具有影响力，其僧侣群体也开始在政治和文化领域发挥作用。科举制度的开放性为僧人提供了向上流动的渠道，使得佛教与世俗政权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
南宋：僧人地位的转折
南宋以后，僧人的社会地位发生了显著变化。他们不再参与科举考试，而是被视为“庶人之在官者”。这一转变反映了佛教势力的衰落和世俗政权的强化。
这一时期，度牒制度的发展成为观察佛教地位变化的重要窗口。度牒是官府发给僧尼等出家人证明其合法身份的官方凭证。出家必须领官家度牒有明文记载始于唐玄宗天宝年间，宋代继承了唐代的度牒制度。由于僧人不事生产，还享有免税免役等特权，僧众过多、庙产太广会削减政府财源，因此度牒制度的重要目的在于控制僧尼数量和寺庙规模。
度牒在宋代逐渐演变为兼具货币和有价证券职能的“硬通货”。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在杭州任知州时，为疏浚西湖，提出了以度牒作为资金来源的方案。度牒时价为每道170贯，苏轼请求朝廷追赐一百道度牒，以保障工程资金。这一事例生动展现了度牒在宋代社会经济中的重要作用。
度牒的货币化反映了佛教与世俗政权关系的深刻变化。朝廷鬻卖度牒原本是为了缓解财政压力，却“无心插柳”推动其成为一种实际意义上的大额货币，有价值尺度、流通和储存的职能，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钱荒”。但度牒货币化的弊端也不容小觑。没有贵金属或物资作为准备金，度牒作为大额支付手段使用，不仅扰乱了正常的商品和货币流通秩序，还暴露了朝廷理财无术滥发虚值货币的真相，加剧了货币信用危机。朝廷以“方寸之纸”作为生财之道，“而实暗亏田丁之赋”，本质上是寅吃卯粮、饮鸩止渴，无助于真正摆脱财政危机，直至积重而难返。
制度变迁的原因与影响
南北朝至南宋时期出家制度的变迁，反映了佛教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变化。这一变迁背后有多重原因：
政治因素：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世俗政权对宗教势力的控制日益严格。南宋以后，佛教势力的衰落与世俗政权的强化密切相关。
经济因素：寺院经济的繁荣与国家财政之间存在矛盾。当寺院经济威胁到国家财政时，统治者采取措施限制佛教发展，如推行度牒制度。
文化因素：佛教与儒家思想的互动也是影响其地位的重要因素。北宋时期僧人参与科举，反映了佛教与儒家文化的融合；南宋以后僧人地位下降，则反映了世俗政权对宗教势力的限制。
这一变迁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佛教在中国社会中的角色逐渐从主导转向辅助，出家制度也从相对开放走向严格控制。度牒制度的演变不仅影响了佛教的发展，也对宋代及以后的财政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
南北朝至南宋时期中国出家制度的变迁，是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重要篇章，也是理解中国宗教与世俗政权关系演变的关键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