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手机取证：隐私保卫战
智能手机取证：隐私保卫战
在数字化时代，智能手机已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它不仅存储着我们的个人信息，还可能成为犯罪活动的证据。然而，当执法部门需要从手机中获取证据时，往往会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如何在打击犯罪的同时保护个人隐私？
智能手机取证的必要性
在当今社会，智能手机已成为犯罪活动的重要工具和证据来源。从电信诈骗到网络赌博，从毒品交易到恐怖主义活动，犯罪分子越来越多地利用智能手机进行违法犯罪。因此，智能手机取证已成为执法部门侦破案件的重要手段。
2018年，中国数字经济产值高达31.3万亿元，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4.8%，数字经济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数据财产的价值核心是数据和信息，数据财产的本质是其功能效用而非外在形式。一方面，数据服务创造的价值正在逐步超越实物价值；另一方面，人类历史上出现了数据服务主导硬件产品的情形。数据财产虽然不具有实物财产的物质性、有形性等特征，但其本身也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易价值。数据所蕴含的使用价值与交易价值决定了其可以成为财产权客体。数据财产在诉讼程序中也会演变为认定事实的证据材料，即电子数据。
隐私权保护的困境
然而，智能手机取证往往伴随着隐私权保护的困境。在陈某等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中，公安机关扣押了涉案的比特币、以太坊、莱特币等数字货币，它们都是以区块链为底层技术的加密数字货币。加密数字货币并不等同于实体货币，但它具有交易价值和使用价值，可以兑换实体货币。比特币资讯网2021年2月18日提供的交易价格52,114.20美元/比特币，仅侦查机关扣押的比特币金额就高达10亿美金。该案中数字货币的价值要远高于作为其存储介质的手机、电脑等财产。侦查机关通过扣押来收集涉案数字货币，但数字货币的自身特征决定了仅依靠扣押无法完成对其有效取证。
第一，数字货币的虚拟性决定了侦查机关无法仅通过扣押措施来对其有效取证。传统实物货币具有实物形态，侦查机关通过搜查扣押就可以实际占有该实物货币，犯罪嫌疑人在侦查机关扣押后将丧失对实物货币的占有权和支配权。而数字货币本质上是虚拟的0-1数据，其并不具有实物形态，无法直接予以扣押。在实践中，有些侦查机关可能会扣押犯罪嫌疑人作案手机、电脑等数字货币的操作设备。但是，仅扣押作案的手机、电脑等数字货币的操作设备，并不会让犯罪嫌疑人丧失对数字货币的支配权。只要犯罪嫌疑人掌握其数字钱包的公钥和私钥密码，其仍然可以在其他手机、电脑等设备上安装数字钱包程序，通过密钥获得对其数字货币的支配权。
第二，数字货币的去中心化特征决定了侦查机关无法通过冻结措施来对涉案数字货币有效取证。对于传统货币存款，侦查机关可以通过冻结方式让犯罪嫌疑人丧失对其财产的支配权，比如对涉案银行卡账号的冻结。冻结能够固定涉案账号财产，使其账号内资金不再交易或者流转，因为传统银行卡号采取了中心化的组织结构，查封信息通过某个网点上传至中央服务器后，其就可以阻止涉
此外，智能手机中还存储着大量个人隐私信息，如通讯录、短信、照片、视频等。这些信息在取证过程中可能被一并获取，从而侵犯用户的隐私权。例如，当执法部门需要获取某人的通话记录时，可能会同时获取到其私人照片或聊天记录，这些信息与案件无关，但已被执法部门掌握。
技术与法律的平衡
面对智能手机取证与隐私权保护的冲突，技术进步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新的可能。例如，龙信科技推出的专家模式，解决了手机空间不足、隐私空间提取等问题。这些技术手段在提高取证效率的同时，也引发了对隐私权保护的担忧。
为了在打击犯罪和保护隐私之间找到平衡，我们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相关制度：
完善立法：明确智能手机取证的范围、程序和限制条件，确保执法部门在合法框架内开展取证工作。
加强技术监管：对智能手机取证技术进行严格监管，防止滥用。同时，推动技术发展，提高取证的精准度和效率。
建立隐私保护机制：在取证过程中，对与案件无关的个人信息进行严格保密，避免泄露。对于获取的无关信息，应及时销毁。
增强公众意识：提高公众对隐私权保护的意识，同时也要让公众理解智能手机取证在打击犯罪中的重要作用。
智能手机取证与隐私权保护的冲突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需要在技术进步、法律完善和公众意识提升等多个层面共同努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打击犯罪的同时，充分尊重和保护每个人的隐私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