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琴定弦：音律和谐的起点与文化传承
古琴定弦：音律和谐的起点与文化传承
古琴，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其独特的音色与韵味源于严谨且富有哲理的定弦体系。古琴的定弦方式，不仅是技术操作，更凝结着古人对音律和谐的追求，以及对自然规律的尊重。
古琴的定弦方式
古琴通常设有七条弦，自外向内分别代表着宫、商、角、徵、羽、文、武七个音阶，对应现代音乐理论中的C、D、E、G、A、B♭、C（低音区）。其中，第一弦至第七弦的音高依次降低，形成了特有的纯五度定弦规律，这一特点赋予了古琴音色醇厚而深远的特性。
在实际操作中，古琴定弦的过程要求极为精细，须借助调音器或参照标准音笛进行校准，确保各弦之间的音程关系准确无误。此外，根据演奏的琴曲不同，古琴还可以进行移调定弦，如慢角调、蕤宾调等，这样既能拓宽古琴音乐的表现力，又能体现出古人在音乐美学上的独特智慧。
定弦背后的哲学思考
古琴定弦的过程，不仅仅是对音律的精确把控，更是对古代音乐哲学和文化内涵的传承。它不仅要求演奏者具备扎实的音乐理论基础，更需对古琴的音韵美学有深入的理解与感悟，这样才能在每一次定弦中，找到连接古今的音符，让千年古琴的悠扬旋律再次回荡在时空的长河中。
文化内涵的延伸
古琴作为文人阶层的重要文化符号，其定弦方式和演奏艺术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它不仅是音乐表达的工具，更体现了儒家的礼乐思想和道家的自然哲学，以及文人士大夫阶层的精神追求。
通过《笑傲江湖》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古琴音乐中蕴含的知音文化。刘正风与曲洋合奏而心意相通，互为知音，令狐冲与任盈盈合奏更见真情不渝。在故事中，曲子承载了超脱、超越及精神共鸣的功能。这种从精神上俯视众生、斜睨世俗的自信，来自古琴音乐数千年来的文化底蕴。
古琴出现的确切时间不定，但殷商时代的甲骨文
(乐)，字形像木枕上系着丝弦的琴具。金文的乐字
承续甲骨文字形，篆文的乐字
承续金文字形。从其演化之迹可知，琴瑟类丝弦乐器可能是音乐之源。琴字在甲骨文及金文中未见，但大篆的琴字
，像有支架、弦枕和众多丝弦的乐器。周代时关于古琴的记载已经有很多，其形制还在动态变化之中，从文献记载及出土实物来看，汉代马王堆三号墓出土了七弦琴，两汉三国的文献资料中多次提到琴徽，汉画中亦可见多处弹琴图，可知彼时古琴七弦十三徽的形制已基本确定。
时至春秋，“士”阶层兴起，自孔子以来，对学问与知识的掌握主要体现在继承诗、书、礼、乐等文化传统上，“士志于道”［2］246成为其核心精神，而道的内涵曾子说过:“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2］527这段关于“士”的原始教义对后世士阶层的精神建构影响深远。汉末李膺“风格秀整，高自标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3］7，宋代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表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东林党领袖顾宪成所说的声声入耳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和事事关心的家事国事天下事，都揭橥士这一阶层的精神内涵:知识、理性和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这些人往往服膺儒家学说，走修齐治平、学而优则仕的人生道路。
士阶层兴起之初便成为古琴文化传承的中坚力量，孔子、颜子、俞伯牙、宓子贱、宋玉等皆为擅琴者。孔子从乐师师襄习琴，由曲到数(技艺)到志(思想感情)再到为人，重在音外之义、曲外之意的探究，基本代表了后世琴学理论发展的方向。汉代以后逐渐有了纯文学观念，“士”与“文人”之内涵外延交叉重叠，后世多以“文人士大夫”称之。自此后一千多年的岁月发展中，琴是文人须臾不可离身的必备器物，“士无故不彻琴瑟”［4］124的传统使中国文人与古琴的文化伴生关系贯穿琴史始终。虽然历朝历代琴人身份复杂，但士(文人)阶层在推动琴学发展中始终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琴学理论、思想与文化也始终带有浓郁的文人士大夫色彩。
儒道互补是文人士大夫的思想底色，在后世的琴学论著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儒家乐论与道家乐论影响的痕迹。道家思想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古琴艺术与审美风格方面，如对自然、质朴、简淡、超脱等风格的追求。老、庄“大音希声”“淡兮其无味”的音乐思想被阮籍、嵇康、白居易、徐上灜等继承。而“中正平和”“清微淡远”等审美理想则是传统儒、道思想在古琴音乐中统一、结合的体现。除此之外，佛教尤其是禅宗思想在琴学思想方面亦有所体现，认为乐与道通，通过琴理可体悟禅理。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儒家乐论对琴学思想、理论的影响最为明显。
儒家乐论注重音乐与社会、音乐与礼制的关系，强调以礼制乐，礼乐治国，重视音乐的政治教化功用，集中体现在《乐记》中，二十五史中的《乐志》《律志》论乐部分多承袭于此。“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4］978这些理论也成为琴学思想的基石。他们把古琴视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和道德工具，注重音乐的教化之功，认为外物感动，音由心生，因个体之心境与精神不同而有不同种类的音乐，天地至和之气与人气相交接产生的音乐便可以节情和性，感化士心，达到自我道德的完善，再由个体至群体，通过化民而达到治国安邦之目的。
古琴音乐，更因其声音中正平和，自来被视为雅正之音的代表和儒家礼乐的象征。“琴者，禁也，所以禁止淫邪、正人心也。”［5］289是儒家琴论的基石。如桓谭《新论·琴道》“琴之言禁也，君子守以自禁也”［6］64，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也以“禁也”来解释琴，所禁者何?佚荡之流思也，发乎情而止乎礼也。而且，《琴道篇》又强调“八音广博，琴德最优，古者圣贤玩琴以养心”［6］64，嵇康《琴赋序》也有:“众器之中，琴德最优”［7］139，而蔡邕《琴操》引用《琴道》篇中关于琴的形制尺寸等与天地四时人情物理相对应，“长三尺六寸六分，象三百六十日也;广六寸，象六合也。文上曰池，下曰岩。池，水也，言其平。下曰滨，滨，宾也，言其服也。前广后狭，象尊卑也。上圆下方，法天地也。五弦宫也，象五行也。大弦者，君也，宽和而温。小弦者，臣也，清廉而不乱。文王武王加二弦，合君臣恩也。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征为事，羽为物”［8］21。这些理论都是在“天人合一”精神的基础之上，强调琴可与天地精神相沟通，可以通理治性，使人心世情归于雅正。正因为如此，琴声才可以沟通神人天地万物，《琴道篇》才会说“琴七弦，足以通万物而考治乱也”［6］65。现存明清以来的诸种琴谱在总论部分谈到相关问题时多承袭此论。
这些理论使琴从一般乐器中凸显出来，修身养性与助力教化功能被普遍接受，这一阶层的社会责任感也借由琴而表述传达。司马相如、桓谭、扬雄、蔡邕、蔡琰等著名琴家作为政治家、文学家和艺术家被历史铭记，其琴学理论成为后人共识。魏晋以后，“琴者，禁也”和“琴德最优”的理念被固化，琴成为文人士大夫阶层最为推崇的乐器，从琴论到琴曲较前代都有大的发展，尤其是嵇康的《琴赋》和《声无哀乐论》，立足道家音乐思想，重在音乐，尤其是琴乐的导养神气、宣和情志的功效以及音乐的独立审美。阮籍、阮瞻、戴逵、陶渊明等成为这一时期的代表琴人，《广陵散》《酒狂》《归去来兮辞》等琴曲及相关故事也流传广泛。
后世文人受传统儒家思想的教育，习琴、爱琴、弹琴大多认同以上所言的古琴理论，把古琴及琴乐当作可以载道之工具，认为其不仅可以陶冶情操、怡心养性，更具有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