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渡赤水过程中的”苟坝会议”,毛泽东的坚持挽救了红军
四渡赤水过程中的”苟坝会议”,毛泽东的坚持挽救了红军
在红军四渡赤水的过程中，一场关乎红军命运的重要会议在苟坝召开。面对攻打“打鼓新场”的军事决策，毛泽东展现出了非凡的战略眼光和坚定的信念。他以辞职相逼，最终说服周恩来，成功阻止了一次可能带来重大损失的军事行动。
人们常说凡事就怕认真和坚持到底，有很多事情的失败抛出客观因素，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没能真正的坚持到底，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我自己有时候反思，过往的事情为什么没能达到预期目标，很多时候就是败在了没能“尽全力”这三个字上。最近在看毛泽东在遵义会以后指挥四渡过水的资料，除了钦佩主席的军事指挥艺术之外，在一件事情上特别钦佩主席在党的事业上对“尽全力”这三个字的体现的淋漓尽致攻打”打鼓新场”事件，通过这件事情也彻底的树立了毛泽东对红军的军事领导地位。
在红军二渡赤水重新占领遵义并瓦解国民党中央军的两个师之后，蒋介石开始觉得和红军打运动战不是对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发挥国民党在人数和武器装备上的优势，效仿起了曾文正公的方式，“扎硬寨，打呆丈”，在红军四周部署部队，构建堡垒等永久半永久防御工事，企图困死中央红军。
这种防御攻击的作战方式，让红军无法发挥运动战的优势，一时陷入被动，该如何找到突破口呢？这时有一支驻扎在附近“打鼓新场”的黔军进入了视线，由于在国民党各地方派系中，黔军一直是属于战斗力比较差的部队，由王家烈率领，号称是双枪部队（一只步枪，一杆烟枪）。红军曾数次打败过王家烈领导的黔军，甚至有了 “遇到困难，就打王家烈”的说法。
打鼓新场当时是一个货物集散的镇，按照当时大多数红军将领的看法，攻打这个地方从军事角度胜算很大，而且还能获得很好的军事补给，因此在时任红一军团长林彪提出了之后，当时绝大多数人都同意这个方案，唯独毛泽东。
根据遵义会议的决定，军事展战略方针由中央政治局集体决定，当时洛甫（张闻天）着急了很多人开会讨论，在当时，毛泽东的战略眼光和所处的高度属于众人皆醉我独醒，他的心中考虑的是如何在运动战中调动蒋介石几十万的围剿部队，实现战略转移。
当时毛泽东所处的环境有点类似于三体中的“面壁人”，政治局会议（会议地点在苟坝，史称苟坝会议）上所有人都在想着通过攻打“打鼓新场”获取胜利，补充军队，而他心中规划的是中央红军整体的战略转移方案，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上，但是为了避免战略规划泄漏（在南1927年南昌起义部队战略意图泄漏间接导致了汤坑之战的失败），他又不能讲出来，只是坚决反对。到了最后甚至说如果执意攻打，他就辞去“前敌司令部书记”的职务，来表明自己坚决的态度
毛泽东在这件事情上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甚至以辞职这种激烈的方式来表达抗议，但是政治局会议投票通过了攻打的命令，并批准了毛泽东的辞呈。
此时此刻，按照常人的理解，这件事情我能说的，能做的全部都做了，甚至连自己的职务都丢了，要是后面产生什么不幸的结果也与我无关了。放在现代的职场上就是：什么事情我都讲了，对结果，我已无能为力了
但是毛泽东在会后虽然气恼，但是思来想去，觉得放任中央红军执行如此危险的任务是不行的，必须要阻止，必须要再想办法，再尽自己的努力去挽回。于是在当天夜里，去找了时任中央红军军事上的最后下决心者周恩来，再一次跟周讲了自己对于中央红军战略上的规划，以及攻打打鼓新场存在的风险。经过和周恩来的彻夜长谈，最后获得了周恩来的支持，并重新召开军事会议，取消行动。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在“打鼓新场”当时除了镇守的黔军之外，还有两股中央军向其靠拢，一旦攻击很有可能面临被包围的风险。在此事件后，毛泽东的军事才能彻底得到了红军战士们的认可，顺势改组了中央红军的指挥方式，取消了军事活动由中央政治局集体开会投票决策的方式，重新由周恩来、王稼祥、毛泽东组建军事领导小组，全面指挥红军作战。
通过这件事情我们也看出，做成功一件事情，一定要想办法倾尽自己的全力，如果遇到一些困难就放弃了，或者觉的自己已经把能做的都做了就尽人事听天命，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应效仿毛主席，只要最终还没发生，只要有一点点机会，就要不断的争取，不停的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