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聪明误一生”，苏东坡的怨愤与反抗
“我被聪明误一生”，苏东坡的怨愤与反抗
苏轼当然也并不总能够平抑心中对于那些造成他贬谪之人的怨愤情绪，有时还会允许自己将这种心迹表露于诗。他甚至还在诗里提出过一次对于自欺问题的思考：“强歌非真达，何必师庄周。”而引发他讨论这个话题的契机，正是其始终坚持的于贬谪生活间寻觅自得自适的观念。如此一来，以无忧无虑之态度应对人生之艰难困苦的自我要求必然会时常让他感到疲倦，并允许他的诗歌至少可以通过笼统模糊的方式表达与之截然不同的情绪。
反语是一种相当可资苏轼利用的修辞策略，因为哪怕是在必须保持表面上的平和伪装之时，苏轼依旧可以通过反语将自我内心的怨愤不平给发泄出来。例如“莫嫌琼雷隔云海，圣恩尚许遥相望”便是如此。这两句诗是苏轼在即将渡海登岛（琼）之际写给其弟的。苏辙也刚刚经历了更加严厉的追贬，被迫前往与海南岛隔海相望的雷州半岛继续他的贬谪生涯，从而他当然深知此刻的苏轼根本不会对皇帝抱有什么感恩戴德之情。与之相似，贬谪黄州时期的苏轼在为其幼子苏遯举办的满月洗礼仪式上“戏作”了这么一首绝句：
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
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以这样的方式写诗实在太过冒险，因此苏轼也只是偶尔为之，他绝大多数表达愤愤不平的诗歌要远比上引这两首诗平和婉转得多。比如苏轼在贬谪黄州期间曾写过好几首以繁花满枝的果树为吟咏对象的诗歌。这些果树都生长在寂寞的荒原之上，既无人前来欣赏它们的美艳芬芳，还因此只能任凭大自然随意摆弄，面临着花朵过早凋零的危险。诗人在这种命运多舛的高洁花朵之中寄寓的自我身世感慨，可能在一首长篇叙事诗里有着最为清晰的表现。这首诗讲述了苏轼与一株海棠的相遇，而且他还在诗题里明确表示，当地人完全不懂得这株海棠的名贵。这首诗的开篇数句描写的是海棠花所呈现出的女性魅力（这是咏物诗的传统写作方式），然而诗意很快就发生了突然的转折，苏轼开始在诗中叙述起他是如何不经意地遇见这株绚丽芬芳的海棠：
先生食饱无一事，散步逍遥自扪腹。
不问人家与僧舍，拄杖敲门看修竹。
忽逢绝艳照衰朽，叹息无言揩病目。
陋邦何处得此花，无乃好事移西蜀。
寸根千里不易致，衔子飞来定鸿鹄。
天涯流落俱可念，为饮一樽歌此曲。
明朝酒醒还独来，雪落纷纷那忍触。
我们在阅读这首诗的过程中始终会将诗句所写落实到诗人自身之上，还会不断地将其明确演绎成是对自我被贬至这片鄙陋陌生之地的哀怜。比如诗人自己就是和这株海棠一样，来自西蜀之地。而且“衔子飞来”一语也完全可以被视作类似的自我隐喻，因为苏轼确实是被他的父亲带出四川而来到中原的。但是苏轼自始至终都没有将这首诗的关注重心从海棠转到自己，一直都把这株海棠作为全诗的唯一焦点。而且他还在诗中努力地想要引发我们对于这株海棠的关注，确保其缤纷亮丽的颜色不会被自己所遭遇的困境完全掩盖掉。
在这首吟咏海棠之诗的参照下，我们可以相对容易地发现苏轼寄寓在其他咏花诗里的更为幽微隐晦的郁愤情绪。相较于海棠，梅花其实是这类诗歌更为普遍的吟咏对象。在前往黄州贬所的路上，苏轼曾于一个名叫关山的地方过夜，并写了两首吟咏眼前盛开之梅花的七绝。下面所引便是其间的第一首：
春来幽谷水潺潺，的皪梅花草棘间。
一夜东风吹石裂，半随飞雪度关山。
由于前往黄州贬所的诗人恰好也处于翻越关山的旅程当中，故而这首诗里的梅花毫无疑问就是他的自比。（第二首绝句的结尾即云：“幸有清溪三百曲，不辞相送到黄州。”）在现存数量不算很多的苏轼书法手迹当中，有一道镌刻于南宋的苏轼自书此诗的碑帖，为这首诗的深刻情感寄寓提供了另一重证据。此帖由草书写就，虽然起笔六七字稍显小而拘束，但苏轼逐渐越来越肆意地将字越写越大，那个结束全诗的形容梅花在风中凋零飘落的句子，更被他写成了引人注目的“大草”之体（参见图2）。于是此诗结句里所蕴含的美好之物被吹散在荒野的深意，就这样被苏轼用书法给具象化地呈现了出来。
苏轼在一年之后的此日，曾回想过当时的情景：“去年今日关山路，细雨梅花正断魂。”而当他在黄州度过第三个寒食节之时，更于凄冷的雨中再一次将自己与海棠花相类比。
卧闻海棠花，泥污燕脂雪。
暗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
何殊病少年，病起头已白。
值得注意的是，这首诗以及同题之下的第二首诗也有着一份举世闻名的苏轼手书真迹（见图3）的参照。由于这道书帖的字迹相当契合于这两首诗的情感，同时也与两诗在苏轼的黄州时期所具备的重要意义相吻合，故而苏轼手书真迹《寒食雨二首》一直以来都被广泛地认作是最具力量与最具表现力的苏轼现存书法作品。
无论苏轼采用的是怎样的诗歌写作技巧或表现形式，在他作于贬谪时期的咏花诗当中，总是会出现一些自我人生经历的寄寓。或是在充满敌意的环境里憔悴老去，或是饱受反对势力的攻击，或是莫名其妙地就陷入了穷困潦倒之中。也就是说除了传统的伤春，苏轼还总是会在诗里将这些花朵与某些能够与他个人的当下遭际相比类的特定情况联系在一起。如此一来，这些花朵便成为寄寓苏轼在贬谪期间独有之悲痛情绪的载体，既能够帮助苏轼将心中的郁愤抒发出来，同时也可以有效地缓解这种情绪，使其不至于在诗中被表达得那么强烈。
苏轼在黄州岁月间创立的这种主旨类型的咏花诗，待到其被贬惠州之后又重新出现于他的笔下。不过惠州诗作的相关情感表达要比黄州时期激烈了不少，因为诗人在不遗余力地提醒读者，当下的环境与遭际不仅会令人感到极度的不适，而且自己先前还曾遭受过一次与之相同的穷困落魄。
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风亭下，梅花盛开
春风岭上淮南村，昔年梅花曾断魂。
岂知流落复相见，蛮风蜑雨愁黄昏。
长条半落荔支浦，卧树独秀桄榔园。
岂惟幽光留夜色，直恐冷艳排冬温。
松风亭下荆棘里，两株玉蕊明朝暾。
海南仙云娇堕砌，月下缟衣来扣门。
酒醒梦觉起绕树，妙意有在终无言。
先生独饮勿叹息，幸有落月窥清樽。
此诗结尾处的命令之语，可以引申出与苏轼贬谪诗歌相关的另一个要点。尽管万里南迁的苏轼还是在诗中觉得自己与眼前的梅花甚是相似，都在这片陌生之地无所事事，但他却要求自己不要悲伤，而应该去尝试欣赏其间能够令人愉悦怡然的景致（酒樽里的月影）。读至此句，我们几乎能够听到诗人对自己的殷切叮咛，他似乎马上就要说出那些著名的话语了：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岭南人，他从未经历过如此奇绝的旅行，他发现这里其实就是蓬莱仙境。苏轼在贬谪期间创作了不少像这样的在一首作品里交替出现愤恨不平与自足自适的诗篇。他之所以能够如此地将二者同置于一处，正因为它们其实并不是矛盾的，而是互补的。它们完全可以被理解成对于同一个决心的两种表现，即不要让自我的精神陷入崩溃。上文已经讨论过，由于苏轼与陶渊明的所处环境有着巨大的差异，因此在苏轼的和陶诗里会贯穿着这种陶诗所无的自足自适的精神品质。但是除了自我慰藉与自我鼓励之外，这些在贬谪期间所做出的自得其乐的论调，其实无不包含着一种反抗的成分。无论这种成分可能会受到多么大程度的抑制与镇静，都改变不了它们普遍存在的事实。
两首苏轼作于岭南的诗以及一个与其相关的故事，可以帮助我们阐释苏轼贬谪诗歌的这个要点。绍圣三年（1096），谪居惠州的苏轼写了引录于下的这首绝句，并将其命名为“纵笔”：
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
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这首绝句里的那个颇为关键的最后一联，还再次出现于苏轼作于同时期的一篇文章之中。据说这首诗后来传到了京城，并在宰相章惇面前被诵读了出来。章惇在听闻此诗的后两句之后，无比震怒地评论道：“苏某尚尔快活耶？”不久他便因此予以了苏轼更为严厉的政治惩罚，并将其贬至大海那头的海南岛上。
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是值得商榷的。虽然其最初出现在南宋人（12世纪）撰写的笔记之中，但这并不足以证明当年就真的发生过这个事情。而且即便这个故事是真的，也完全无法说明苏轼遭到更加严厉之追贬的原因，仅仅就是这么一首诗。不论这个故事的真实性究竟如何，我们其实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苏轼本人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听说过这句评论。毕竟贬谪期间的苏轼其实在一直不断地与散落于全国各地的朋友通信，哪怕他谪居海南岛上，同样也时常会有从大陆漂洋而至的访客。在贬谪岭南之前，苏轼从来没有写过以“纵笔”为题的诗歌，但他却在谪居海南的三年里，至少又写了三首题作“纵笔”的绝句。（读者可以想象当苏辙在听说其兄长又开始写新的“纵笔”诗的时候，会产生怎样的一种反应。）其间的第一首云：
寂寂东坡一病翁，白须萧散满霜风。
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那知是酒红。
此诗的第二句几乎就是重复了绍圣三年那首同题诗的首句（此句中的“白须”在另一个版本里作“白发”，如果依从这个版本，那么就完全与前诗一模一样了）。而像这样的完全不带任何注释说明地沿袭自己前诗的成句，在苏轼诗集当中其实极为罕见。一些现代学者对于这个颇为奇怪的成句袭用提出了这样一种貌似合理的解释：苏轼确实听说了那个章惇震怒之事，从而在新诗里有意地复述那首令其贬至海南之诗中的成句，以此作为自己的回应。这是一种强烈的反抗姿态，苏轼意在向朝廷表示，自己完全不会被威权吓倒。
苏轼在贬谪期间尤其是谪居岭南的时候，始终都在尝试各种不同的可以影射他所经历的漫长朝堂党争的诗歌手段。其中的一些诗歌从宏观的角度讨论了什么才是忠臣这个问题，比如一首吟咏“三良”的诗便是如此。“三良”指的是春秋时期秦穆公的三位大臣，他们无比效忠于秦穆公，甚至还遵从了秦穆公让其殉葬的命令。对此，苏轼在诗中区分了两种不同的忠诚，一种是对某个人的忠诚，而另一种则是对国家最大利益的忠诚。
我岂犬马哉，从君求盖帷。
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
君为社稷死，我则同其归。
顾命有治乱，臣子得从违。
苏轼由此为自己开辟出了一个能够承认并认可异议与违抗的空间，这是一片可以给他提供保护的空间，而且也不应该只是在南海之中的孤岛上才能被找寻到的空间。这首诗的主旨与其所和韵的陶渊明原诗存在着极大的情感意蕴差异，陶渊明恰恰是在赞扬这三位不幸的大臣是多么尽忠尽责。不仅如此，苏轼在刚刚踏入仕宦生涯的时候就写过一首咏及“三良”的诗，当年那首诗的主旨同样也与现在所写的这首和陶诗截然相反。
苏轼对于自我所遭受之不公正待遇的感受，更多的是以更加私人化的方式流露于诗的。他曾在诗中以虞翻自诩，而虞翻正是三国时期一位饱受诽谤中伤的大臣。他后来也蒙冤被贬至岭南，终其一生都没有得到应有的赦免。此外，苏轼还创作了一些能够唤起读者关注其过往经历的诗，以及一些反映他此刻深深的无所适从与前路迷惘之感的诗：
纵笔（其二）
父老争看乌角巾，应缘曾现宰官身。
溪边古路三叉口，独立斜阳数过人。
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
半醒半醉问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
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
清代学者纪昀曾经批评过上引第二首诗的第三句写得过于鄙俗，王文诰在对于这首诗的注释里反驳了纪昀的观点。然而苏轼其实是在有意地违逆那种后来被纪昀所推崇的诗歌美学标准，以此强调他现在所遭遇的艰难困苦。（苏轼也已经在这首诗的题目当中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他现在交往的朋友其实都是海南本地少数民族黎族中人。）
尽管苏轼的亲朋好友始终在规劝苏轼不要再继续写诗了，但他终究未曾在贬谪期间搁笔，甚至还在相当固执地持续从事诗歌写作。上文的这些分析至少能够给出个中的一个原因。只要诗歌对于苏轼来说不仅仅是一种证明他真的可以在寂寂无名的生活间找到自足自适的自我慰藉方式，而且还是一种能够展现他的精神并没有被目前所遭遇的事情给击溃，反倒依旧对此保持着饱满之义愤的方式，那么他就必须坚持把诗写下去。如果他真的停止写诗了，那么就相当于以沉默的方式承认了他将不再追究自己遭遇到的任何不公正的对待，或者说自己不再敢于言说揭发这些不公正的对待。这种坚持写诗的内在动机，其实在本质上与他一旦遭遇贬谪就会转而注疏儒家经典的原因是相通的。尽管苏轼的这两种写作方式都超越于当日的政治生活之上，但他在某种程度上将二者当成了一种反击手段，一种可以让他持续地反击那些使他深陷贬谪困境之人以及相关政策的手段。
——摘自《散为百东坡：苏轼人生中的言象行》第八章《贬谪时期的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