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古代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
浅析中国古代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
中国古代经济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究竟处于什么地位？美国加州学派的最新研究表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在秦汉以后进入了一个快车道，在唐宋时期达到一个新的高峰，领先全球。直到18世纪以后，中国才迅速落后于西方。
秦汉到隋唐：第一个经济高峰的出现
在商周时代，中国境内实行的是分封制度，相关农业生产主要由封建贵族领导奴隶完成，实行井田制度。这种井田制度其实是一种原始的农村公社，将土地划分为平均的九块，正如《谷梁传》所言“九百亩，公田居一”，由百姓共同耕种公田。此外，当时的百姓只有农田的使用权，没有所有权，换言之，当时实行的是氏族公社土地所有制。在这种土地所有制下，生产积极性不高，农业发展较为迟缓。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所占比重不高。
时至春秋战国时代，土地私有化浪潮出现，各国纷纷变法图强，涌现了农业兴国的第一波浪潮。商鞅更是提出了系统的发展农业的思想。这种重农策略迅速成为各国的核心政策，迅速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时至秦朝统一六国，实行了统一货币、度量衡等经济政策，按理说，秦朝应该会开启一个社会经济大发展的时代。可由于秦国的军事至上主义，秦朝的社会经济并未因国家统一而走向繁荣，反而走向崩溃。
到了西汉王朝，中国的社会经济又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正如《汉书》所言“天下晏然，刑罚罕用，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时至汉武帝时期，西汉的繁荣达到巅峰，《史记》记载，当时朝廷仓库堆积了大量钱财，以至于铜钱积压到腐朽也没有用出去。
但是，这种繁荣的社会景象终究没有逃过中国古代王朝周期律的折磨。从西汉时代开始，中国古代王朝就不断地经历“一治一乱”的循环，在反复的动乱和繁荣中，农业耕作技术依旧取得了长足进步，商业经济也获得了飞跃式发展。
时至隋唐时代，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到达了第一个高峰。在这个时期，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颇为畅通，唐朝时期出现的曲辕犁等一系列新生产工具极大地推动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唐朝国都长安也一度被称作世界之都，欧洲的商人经由马六甲海峡、印度洋、广州，一路到达长安，东南亚地区的商人更是长安城中的常客。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唐朝时代的中国经济已经领先全球，成为世界经济中心。
宋元-明清：第二个经济高峰与衰落
时至宋元时代，农业水利耕作技术进一步发达，南方农田进一步开垦，棉花等经济作物成为许多地区的主要作物，这意味着，中国农作物商品率的飞速提升。
在宋元时代，最值得注意的经济变化莫过于航海贸易和纸币的发展。宋代的造船业达到了世界巅峰，指南针开始运用于航海，这就意味着，深海航行具备了可能。时至元代，由于元朝疆域空前广阔，远航贸易更是成为元代的家常便饭。
与此同时，宋代出现了纸币“交子”，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纸币避免了铜钱的笨重、交换不便等弊端，促进了大宗商品交易的飞速发展。为了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宋代政府特别设立了征收商业税收的各种机构，到了宋仁宗时代，商税收入已经达到了2000多万贯。
因此，不少学者认为，宋代社会经济达到了当时世界的巅峰水平。其中，西方学者弗兰克在他的名著《白银资本》中写道，在公元11-12世纪的世界范围内，中国在社会经济方面是当之无愧的龙头老大，远超世界其他国家。根据著名经济学家麦迪森的研究，宋朝时期，中国社会经济高度发达，人均GDP总量远超世界其他地区。
根据《文献通考》、《宋史》等相关材料记载，麦迪逊计算出，有宋一代，人均GDP大约在五百到六百美元之间。当时的欧洲，还处于中世纪，教会笼罩一切，钳制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当时的欧洲人均GDP不过400美元出头（《世界经济千年史》）。
做出类似论断的学者比比皆是，例如法国汉学家谢和耐、中国著名宋史学者漆侠等等。但是，在宋元以后，中国的农业、手工业、商业领域的创新就寥寥无几了。
从总量上看，公元10世纪到18世纪的中国，GDP从12000万两白银上升到530000万两白银，从总量上看，增加了40倍左右。此外，根据现代学者李稻葵的研究，北宋时代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为0.88%，明代和清代分别为0.25%和0.36%（《中国历史GDP核算及国际比较》）。
故此，我们不难看到，中国的经济体量依旧在不断增加。美国著名经济史学家麦迪逊曾经使用现代计量统计方法计算了北宋到19世纪初中国与欧洲GDP在全球GDP中的占比变化。根据麦迪逊的研究，时至19世纪初，中国GDP占比一度高达32%，欧洲占比仅为26%。
明清的内卷与欧洲崛起
明清的有增长无发展
但是，如果我们细细考察中国在明清时期的经济发展，便不难发现，中国经济已经陷入了有增长无发展的境地，也就是著名经济史学家黄宗智所说的“内卷化发展”。
从总体上看，明清经济体量迅速增加，但是，这种增加只是一种量的增加，整体经济质量已经犹如一滩死水。首先，明清时期，中国人口呈现爆炸式增长，为了满足这种爆炸式的人口增长，高产作物土豆、地瓜等迅速在中国流行开来。这种高产作物的种植导致中国农业生产技术停滞不前，中国农民只知道一味地加大人力投入而非提高生产技术。由此一来，劳动力越发廉价化，使得技术革命不再产生，翻检明清史籍，我们几乎看不到在汉唐时期不断涌现的农业技术创新。
与此同时，中国商人受到传统儒家思想影响，倾向于买田置产而不是扩大生产，这就导致了中国古代的商业始终无法催生持续、强劲的资本利益集团。其次，明清官员腐成风，地方苛捐杂税屡禁不止，这就导致了中国国家财政依旧在传统财政困局中打转，始终无法迈入近现代财政体系。并且，几乎所有资本集团都与政府官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阻碍了中国商业资本的进一步发展。最后，由于中国古代科举制提供了某种有效的社会流动，人们会在拥有资产后率先投身科举而非扩大生产。
这就促成了经济发达的地区官本位思想依旧是普罗大众心中的思想底色，这种带有较强流动性的社会上升体制最终反而成为了阻碍社会转型的障碍。
欧洲崛起与中国落后
16世纪以来，欧洲的社会体制也在发生着剧烈变革。欧洲封建体制迅速解体，一种以市民社会为根底的协商式政治体制逐渐萌芽，国王及其权力集团必须和普通百姓、资本利益集团进行协商。如此一来，欧洲迅速涌现了诸多大型资本集团，进而推动了欧洲政治体制的进一步变革。
非农产业的发展带来了欧洲经济结构的变革，根据著名经济史学者库兹涅茨的研究，农业收入占比一旦低于70%，这个国家就触摸到了工业革命和商业革命的门槛。遗憾的是，自从北宋以来，中国经济中的农业占比曾一度低于70%，但是，由于中国社会体制的束缚、人口的爆炸式增长，经济结构的变化并未带来工业革命。欧洲则迥然相异，农业占比的下降意味着欧洲工业的腾飞，这极大地提高了欧洲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以英国为例，根据现代学者研究，在13世纪后期到17世纪末之间，英国的人均GDP增速只有0.17%，到了18世纪以后，英国人均GDP增速已经高达0.48%。
而此时的中国人均GDP增速早已经降到0.2%左右，此消彼长之下，到了19世纪中后期，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已经开始下降并最终成为世界经济中的边缘体。
小结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在漫长的时间中，中国经济经历了几大高峰，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也不断加强，并在清朝前中期达到巅峰，占据了世界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中国经济的第一个高峰期出现在隋唐时期，随着国家的再度统一和开放式的外贸政策，中国社会经济迅速发展，长安、洛阳一度成为世界之都。
宋元时期是中国的第二个经济高峰期，这一时期的社会经济中出现了许多新的特征，例如纸币等等，这些都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增长速度，根据现代学者研究，当时的中国GDP增速是全球第一。明清时期是中国经济的最后一个高峰期，这一时期，从总量上看，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高达三分之一，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经济龙头老大。但是，由于明清国家体制的内在缺陷和欧洲的地理大发现、产业革命，中国经济终究赶不上世界潮流，在清朝后期逐渐被边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