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人世与月色
苏轼的人世与月色
苏轼，这位北宋文坛的盟主，以其卓越的文学才华和独特的人生态度，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诗人于坚以40余年的时间，通过文字和影像，追寻苏轼的足迹，解读苏轼的诗词，展现了这位伟大文人的独特魅力。
1097年秋天，一只乌鸦穿越北宋东京城的黄昏，抵达御史台的牢狱，那里正羁押着北宋文坛的盟主苏轼。这牢狱是文字织就的，苏轼的诗文被作为案卷一句句拷问其含义典故，寻找是否有讥讽神宗圣政之嫌。这就是于坚《苏轼记》的开篇，一只来自九百年前御史台的飞鸦化为他的镜头，穿越历史暧昧的雨雾，回到北宋中期沉沉降下的暮色之中，那也是诗歌黄金时代的暮年。
中国最后一位伟大的文人出现在宋。“阴阳割昏晓”（杜甫《望岳》），苏轼就像但丁，站在文明史的阴阳线上。不同的是，但丁站在黑暗的中世纪与文艺复兴之间，而苏轼却面对着诗的黄金时代的垂暮，黑暗即将降临。
诗似乎是柔顺易碎的东西，乌台之祸使得苏轼的文章诗词大量被毁，好像谗谤就能让文字蜷缩，火就能将纸张烧为灰烬，但是也不能。在九百年之后，于坚为寻找苏轼的痕迹来到开封，他目之所及处是拆迁留下的断壁残垣与林立的新楼高厦，东京城古老的市井喧嚣、笙簧歌舞、珍木池台皆已化作真正的梦迹。乌鸦被驱逐出城市生活之外，而乌台也早已沦为尘土。然而，那些曾经被看作罪证的苏诗苏文却并未消散，“惟文字庶几不与草木同腐”。
苏轼与他的诗文总是深刻地扎根于“此在”，他写下的好文章、筑成的好风景、创造的佳肴美味，以及其余种种在人世的履践都至今被人们铭记。它们如遗迹般散布在二十一世纪看似庸常平淡的城市空间中，于坚追随着这些隐秘细微的线索寻苏怀古，当他怀着朝圣般的心情踏上苏轼的故土，物转星移的千秋之后，两位诗人遥遥对望。
在苏轼的故乡眉山，于坚看到不息的岷江水与恒久的蟆颐山，它们环绕着三苏祠园中的春色秋光，人们在那里为苏轼献上眉山土地上最美好的自然风物，因为：
苏轼是一位大地诗人，读他的诗，就像跟着一位神灵在大地上漫游，良夜、清风、白日、山岗……古老的真理被苏轼再次新鲜生动丰富微妙地说出，他在他自己的时代用一种新的语言复活了真理，人们可以通过自己当下在世的生活经验来印证。如果他的文章是一座随处都可以生长的花园，那么他们也可以为自己的人生造一座。苏轼的文章令世人像皈依宗教那样大觉大悟，牢记世界之出处、生命之意义，总是感激、热爱着生活。
在苏轼的贬谪地黄州与惠州，东坡赤壁和罗浮山已然成为以他为文化名片的风景名胜区，长江之无穷与山色之盎然都为人工所雕饰，但这些山水永远与苏轼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当于坚透过苏轼的生命史来观察这些地理空间，他就将东坡之胁的雪堂、饮酒撷茶的遗爱亭，以及苏轼为百姓修筑浮桥、开辟园圃的轶事都带回了人间。在西湖之畔，热气蒸腾的东坡肉也为杭州城锚定了“一个永不结束的苏节”，苏堤的依依杨柳仍在春晓时节生出垂顺的枝蔓。那是活泼的生活世界，苏轼在其中贯彻自己立身处世的禀赋天性——他并不因先在的经学义理而预立某些抽象原则，却始终以切近和体谅“人情”为旨归，在具体的境况中寻找具体的解法，怜悯关照着朝菌蟪蛄般微渺的人与己。
苏轼安土忘怀，“尊儒而不执于儒”（杨子怡语）。相信只有知行合一的行动、动手才能生生，当时代日益从大地、手边退出的时候，他保持着与大地、手边的直接联系。
这样的“知行合一”同样可见于苏轼的诗文之中，于坚发觉苏轼或许是使用“在”字最多的古代诗人，在地、在时、在世，他随物赋形，以直接且积极的行动与世界发生关联。世路无穷而劳生有限，具身的体验、行动和创造恰似飞鸿在雪泥之上留下的指爪印痕，那是个体在历史洪流中保守主动权的痕迹，是漂泊不定、充满劳绩的人生仅存的栖居之法。因此，在于坚看来，苏轼像是一位近世的存在主义者和现象学家，他前现代的“在”字之中蕴含着某些20世纪现代思想的影迹：
苏轼的在，与存在主义的在有某种相通之处。他诗中的在，更像是对此在的一种形象性的解释。比如：“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别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作为存在，庐山面目乃是一种混沌，而此身此在于庐山则是“此在总是我的”，“现身、领会、沉沦”，“只要此在存在，它就能展开世界”（海德格尔）。
宋画，观瀑图
这首家弦户诵的《题西林壁》作于苏轼元丰七年庐山访禅之行途中，关于“庐山真面目”的追问无疑有深刻的禅思意蕴。在此行的终点，他夜宿东林寺与常总高僧参禅，悟道之偈中写下“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岂非清净身”（广长舌与清净身都是佛与真理的象征）。他并不为禅悟压抑感官上的体验，反而着意聆听耳得之声，享用目遇之色，相信从此在世界的声色中能够悟得彼岸世界的真理，这实在是一种经验主义的哲学，也显现了苏轼之“在”的另一面向，“在”同样是：
“所至辄成趣”的“自适”之在，这种在道法自然，无所不适，无所不趣。无论人生际遇光明或黑暗，苏轼总是把握着一种超越性的在，“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此心安处是菟裘”。
把握“超越性之在”就能够越过世事的无常与个体的有限所招致的诸多苦痛。在苏轼眼中，晴日的水光潋滟或雨中的空濛山色皆是“此意自佳君不会”；路途道中骤然遇雨也可拄着竹杖、踏着芒鞋犹自吟啸徐行。元祐三年，已回京任翰林学士的苏轼因观《烟江叠嶂图》又忆起黄州的五年谪居，在题画诗中他写下“桃花流水在人世，武陵岂必皆神仙”，似乎贬谪所至“武昌樊口幽绝处”的困苦之地反而成为他的桃源仙境所在。可见，“超越性的在”意味着某种面对自然之变、人生际遇之变、社会历史之变时思索的终极关怀，它关乎世界的本质或生存的意义，让人的心灵向着永恒无穷之境敞开。
烟江叠嶂图局部
苏轼的终极关怀凝练在他在赤壁吟咏那篇文赋之中。那是元丰五年某个宁静的夜晚，他泛舟于川流不息的江水之上，连绵青山之间高悬的月亮浑圆且明亮，似乎被无垠月色所笼罩的天地间万物都将永远这样兀自存在下去，超越此生的须臾而显得长久。水与月言说着某些澄明朴质的亘古真理，大块假苏子以文章，一篇《前赤壁赋》就这样“超越物的宰制”而造就穿越千秋的永恒，它在喧嚣的革命年代流淌进青年于坚的心，平息了纷扰的杂音。
那是个喧嚣的时代，大街上到处是高音喇叭。时代号召破旧立新，改天换地。某一天，一篇古文，越过千年，深入我的内心，永远地改变了我的世界观。这篇文章如此安静，就像远古的河流，明澈、朴素而深邃、坚定、自信，彰显着那些古老的真理。
我青年时代的理直气壮、目空一切，即刻在这位一千年前的作者的汉语面前轰然倒塌。……我青年时代摇摆不定的世界观清晰了，确定了，永远不可动摇了。
此后，于坚翻阅了千年来关于苏轼的文章、传记、逸事，这位超凡的文化人物，在浩如烟海的记述里他的文化性格已然如此丰盈立体：他率真旷达，多话而喜交游，与幼弟苏辙的棠棣之情为后世传颂，在朝堂党争中即使数度自身难保也不曾动摇原则或改变心迹。民间传闻他是谪仙，是下凡间的文曲星，却又无比真实平易，因为他曾救济弃婴、捕蝗抗疫、守护洪水风雨中的城池……但这些都不是完整的苏轼，于坚更感兴趣的是还原苏轼作为“中世纪最后一位文人”的形象。
文在苏轼这里，是贯穿其整个生命的动词，以生命为世界文身，无所不文。……对于他，文不是观念，而是一个动词，一生的行动、事件、文章。
*文的世界的展开始终与苏轼生命的展开高度一致。在人生最后的那个早秋，苏轼遇赦北归途中病重，禅僧维琳赶来陪伴并以偈诗问疾，他以次韵作答而写成绝笔之作：“与君皆丙子，各已三万日。一日一千偈，电往那容诘。大患缘有身，无身则无疾。平生笑罗什，神咒真浪出。”这首诗的大意是说：人生将近三万日，即使每天通读一千偈语，仍如闪电般短暂地消逝了。疾病因为人有身体而自然存在，鸠摩罗什在去世之前仍让弟子们为他诵读神咒，希望延续此生，实在是颇为可笑的做法。这是一首平静的诗，其中闪烁着禅意的灵晕与诗性的美丽，它们消解了死亡的恐怖，为苏轼一生写下一个安详圆满的句点。
苏轼一生成就了一种诗性生命。在我看来，生命至少有这几种形式。赤裸生命、技术生命、政治生命、诗性生命。赤裸生命是阿甘本提出的，无名的黑暗生命，活着。技术生命，……生命成为一种生存手段，为技术奴役，技术掌握在资本手里，生命被技术控制，为技术消费。政治生命意味着以意义的是非谋生，生命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稻粱谋投机活动。诗性生命是超越性的，……在中国，这种生命形式自庄周就已被深刻地思考，为中国文人所践行，苏轼是一个伟大的典范。
苏轼以诗文制作自己的宇宙，而在《苏轼记》的结尾处，当于坚回到那些苏轼作品的原址，他也像苏轼那样在大地上觉悟，以诗书写行路之见闻所思：
2014 年的秋日 八月既望 天空苍茫 稀释着远古颜色
风在大地上收着尸 我来黄州三日 朝拜了苏 出租车司机
多嘴 “此地最有名的是学校 高考 600 分以上 375 人”
“道士顾笑 予亦惊寤 开户视之 不见其处 但空江
月明千里” 宋代的宇宙论 依然有指
于是，一个诗的谱系就这样被延续下来。普通人类的可爱与世俗生活的庄严以不同的姿态在千年后复沓，唯有诗作为恒久的存在，唯有“诗性生命”作为一种生存美学，在人生无尽的劳绩与匮乏之间撬开一道狭窄的缝隙、打通一个幽微的隧道，通向尚未枯竭的桃花流水。顺着诗的线索，我们在人世间捡拾起一小片即将消散的光晕，那或许是千年前的月色的留下的东西。
《后赤壁赋图》，苏子与二客泛舟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