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史中的1929年全球大萧条：生产过剩和消费不足，是恶性通缩的根本原因
通史中的1929年全球大萧条：生产过剩和消费不足，是恶性通缩的根本原因
1929年全球大萧条是20世纪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一，其影响深远，不仅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还引发了深刻的社会和政治变革。本文将从经济失衡、社会影响到国际局势等多个维度，全面解析这场历史性的经济危机。
崩溃的根源
1929年年初，美国经济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1921年，美国工业生产指数只有67（1923—1925年为100），1928年7月已上升到110，1929年6月飙升到126。美国股票市场的行情更是让人叹为观止。1929年夏季的三个月里，西屋电气公司股票从每股151美元上涨到286美元，通用电气公司从每股268美元涨到391美元，美国钢铁公司从每股165美元涨到258美元。商界人士、学院派经济学家和政府领导人纷纷表示对未来充满信心。1929年9月，财政部长安德鲁·W. 梅隆向公众保证：“没有理由担心。繁荣的高潮将持续下去。”
事实证明，这种说法纯属无稽之谈，1929年秋天，股票市场跌至谷底，随即发生了一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世界性萧条。这种意外结果的一个原因似乎在于，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为一个债权大国，进而造成了世界经济的严重失衡。战前，英国一直是债权国，但英国长期处于贸易逆差，要用海外投资和贷款的收益来弥补。反之，美国通常是贸易顺差，而且由于国内政治的原因，关税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从而进一步扩大了贸易顺差。此外，20世纪20年代，各国偿还战争债务，大量资金涌入美国，1913—1924年，美国的黄金储备从19.24亿美元增加到44.49亿美元，占到世界黄金储备的一半。
数年来，美国大规模的海外贷款和投资抵消了这种失衡，1925—1928年间，美国平均每年的对外投资达到11亿美元。长远来看，这势必会加剧世界经济失衡，因为这种状况不可能无限期持续下去。随着债务到期，债务国不得不削减从美国的进口，从而损害了美国经济的一些部门，尤其是农业。此外，一些国家无法按期偿还债务，对美国的一些金融机构造成了冲击。
美国繁荣中的贫困
大萧条的烈度、范围和持续时间都是空前的。1932年2月，国会听证会上的证词反映了大萧条给美国带来的冲击：
过去三个月里，我（俄克拉荷马城的奥斯卡·阿梅林杰）到过这个富饶美丽的国家的大约20个州。以下是我听到和看到的一些事情。在华盛顿州，我听说，整个夏天和秋天在当地肆虐的森林大火是失业的林场工人和破产农民纵火所致，他们想通过当消防员来挣一点正当的钱。离开西雅图的那天晚上，我最后看到的是一群妇女在该市主要市场的垃圾堆里寻找残羹剩饭。蒙大拿州的一些市民告诉我，由于小麦价格太低，农民根本付不起收割的费用，有成千上万蒲式耳的小麦未能收割。在俄勒冈州，我看到成千上万蒲式耳的苹果烂在果园里。只有没有任何瑕疵的苹果还能销售，一箱200个苹果，售价40～50美分不等。与此同时，数百万儿童由于父母的贫困，这个冬天连一个苹果都吃不到。
我在俄勒冈州的时候，听俄勒冈的波特兰人抱怨说，养羊人杀掉了成千上万只羊，因为把羊送到市场上卖得的钱还不够支付运费。一边是俄勒冈州的牧羊人把羊肉喂秃鹰，一边是我在纽约和芝加哥看到有人在垃圾桶里捡剩菜剩饭。我在芝加哥一家餐馆碰到一个人，他给我讲了他养羊的事情。他说，今年秋天，他杀掉了3000只羊，全都扔进了峡谷，因为一只羊的运费要1.1美元，而一只羊还卖不到1美元。他说自己养不起羊了，又不能眼睁睁看着羊饿死，只好把它们杀了扔进峡谷。
在西部和西南部，公路边随处可见饥肠辘辘的搭便车者。每条铁路旁都能看到无家可归者的篝火。我看到男人、女人和孩子走在石砾路上。他们大多数是佃农，最近的小麦和棉花价格暴跌让他们失去了一切。从克拉克斯维尔到拉塞尔维尔的途中，我让一家人搭了车。那个女人衣衫褴褛，怀里抱着一只死鸡。我问她从哪儿弄到的这只鸡，她告诉我是路上捡的，然后用让人心灰意冷的幽默口吻说：“他们向我许诺锅里会有一只鸡，现在我得到了我的那只……”
农民因工业人口的贫困而变得贫困，工业人口也因农民的贫困而变得贫困。双方都没有钱购买对方的产品，因此我们才会看到一个国家同时出现生产过剩和消费不足的现象。
美国经济也像世界经济一样严重失衡，根本症结在于工资增长远远落后于生产效率的节节攀升。1920—1929年，工人的时薪仅增长了2%，而工厂工人的生产效率却跃升了55%。与此同时，由于农产品价格下降，税收和生活成本上升，导致农民的实际收入下降。1910年，农业工人的人均收入不到非农业工人的40%，1930年，这一比例已降至30%以下。农村的贫困带来了严重的问题，因为当时美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五分之一。
美国银行系统的缺陷是造成1929年经济崩溃的最后一个因素。当时有大量独立的银行机构，一些小银行没有实力抵御金融风暴。一旦有银行倒闭，恐慌就会蔓延开来，储户争相从其他银行提取存款，从而引发了挤兑，破坏了整个银行业的稳定。
全球大萧条
1929年9月，美国股票市场崩溃。一个月之内，股价下跌了40%，除了几次短暂反弹外，股市的下跌持续了三年。在此期间，美国钢铁公司股票从每股262美元跌至22美元，通用汽车公司从每股73美元跌至8美元。1933年，美国工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下降了将近一半，商品批发价格下跌了将近三分之一，商品贸易萎缩了三分之二以上。
大萧条是有史以来烈度最大的一场经济危机，造成了最广泛的全球影响。美国金融机构被迫收回在国外的短期贷款，从而引起连锁反应。1931年9月，英国放弃金本位制，两年后，美国和几乎所有主要国家纷纷效仿英国的做法，放弃了金本位制。在金融体系崩溃的同时，工业和贸易也崩溃了：除苏联外，世界工业生产指数从1929年的100下降到1930年的86.5、1931年的74.8、1932年的63.8，降幅高达36.2%。以前历次经济危机的最大降幅仅为7%。全球范围内国际贸易的萎缩更为剧烈，从1929年的686亿美元下降到1930年的556亿美元、1931年的397亿美元、1932年的269亿美元、1933年的242亿美元。仍需指出的是，1907—1908年经济危机期间国际贸易的最大降幅为7%。
社会影响
空前规模的经济灾难势必带来空前严重的社会问题。其中最严重的问题是大规模失业，各国失业率达到了灾难的程度。保守估计，1933年3月，美国失业人数超过1400万，占劳动力总数的四分之一。英国失业人数接近300万，占劳动力总数的比例与美国大致相当。德国的失业最为严重，有超过五分之二的工会会员失业，另有五分之一的人只能从事非全日制工作。
如此大规模的失业势必造成所有国家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即使是富庶的美国也出现了广泛的苦难和贫困，尤其是大萧条的早期阶段，当时完全是由资金不足的私人机构和地方当局负责救济。在失业更严重的德国，人们的挫折感和冲突尤为严重。这些因素最终使希特勒上台成为可能，因为如此严重的社会混乱不可避免地带来重大的政治恶果。
阿道夫·希特勒是一个奥地利海关小官员的儿子，早年曾去过维也纳，立志要当一名画家。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似乎有过分夸大之嫌），他为了挣钱糊口，做过5年最底层的工作。希特勒从维也纳流浪到慕尼黑，1914年入伍，进入巴伐利亚步兵团服役。战争结束后，希特勒加入了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很快便成为这个半死不活的组织的领袖或元首。希特勒发表了大量民族主义和反犹主义的煽动性演说，1923年，希特勒与陆军元帅鲁登道夫在慕尼黑发动了一场暴动。警察轻而易举地镇压了暴动，希特勒被监禁了9个月。35岁的希特勒在狱中写下了《我的奋斗》，这是一部冗长和夸夸其谈的自传体回忆录，希特勒在书中发泄了对民主制度、马克思主义和犹太人的仇恨。
希特勒出狱后继续从事煽动活动，结果却大失所望。纳粹党在1924年12月的选举中只获得14个席位和90.8万张选票，在1928年5月的选举中表现更糟，仅获得12个席位和81万张选票，占总票数的2.6%。转折点是1930年9月的选举，纳粹党赢得了107个席位和640.7万张选票，占总票数的18.3%。为了争取选民支持，希特勒许诺消除失业，打破《凡尔赛和约》的束缚，还把犹太人说成是剥削成性的金融家和信奉唯物主义的共产主义者。多年以来，希特勒一直打着这样的纲领参加竞选，却始终没有激起多大的反响。但是，大萧条带来了大批热切的听众，他们拥戴他为元首，因为他找到了苦难的替罪羊，提供了实现个人抱负和民族诉求的行动纲领。这样，希特勒和纳粹党的势力不断膨胀。在1932年7月的选举中，纳粹党赢得了1379.9万张选票和230个席位。1933年1月，希特勒成为内阁总理，他像墨索里尼一样用宣传和恐怖手段统治德国。
大萧条的爆发使希特勒上台成为可能，尽管绝非不可避免。希特勒上台还有相互交织的其他因素，例如，希特勒具备蛊惑人心的才能，既得利益集团的支持以及缺乏远见的反对派低估了希特勒，未能联合起来对抗希特勒。1934年8月2日，兴登堡总统去世，希特勒将总统和总理职权集于一身。9月，希特勒在纽伦堡召开的纳粹党代表大会上宣布：“德国人下一个千年的生活方式已经彻底注定。”
对国际局势的影响
英国外交大臣奥斯汀·张伯伦爵士指出了1932年的国际局势与洛迦诺时期的反差：
过去两年来，由于某种原因，由于某种难以言明的事情，世界出现了倒退，不是彼此接近，不是增进友好，不是走向稳定的和平，而是采取了危及世界和平的怀疑、恐惧和危险的态度。
张伯伦所说的无法言明的事情就是大萧条及其对国际和国内事务的多重影响。洛迦诺时期的国际协议变得难以为继，尤其是关于赔款和战争债务的协议。很显然，由于经济衰退和失业上升，各国政府濒临破产，无力履行几年前做出的承诺。
大萧条的另一个影响是助长了早已有之的经济民族主义，最终扰乱了国际关系。各国纷纷出台自保政策，包括提高关税、实施更严格的进口配额、清算协议、货币管制以及签署双边贸易协定。这些举措势必造成各国的经济摩擦和政治紧张关系。人们一再试图扭转这一趋势，但都以失败而告终。1933年，伦敦召开的世界经济会议最终惨淡收场，没有取得任何成果。“经济独立”，即经济上的自给自足，逐渐成为各国普遍接受的目标。
与经济民族主义一脉相通的是裁军努力戛然而止，继之而起的是大规模重整军备。1932年2月开始，世界裁军会议断断续续开了20个月，最终像世界经济会议一样无果而终。20世纪30年代，各国逐渐加大了重整军备的力度。重整军备的势头不仅没有刹住，反而愈演愈烈，因为军火工业带来了想象中的安全感，还可以提供就业机会。例如，美国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开始重整军备，失业率才大幅下降。同样，希特勒通过实施庞大的重整军备计划，迅速解决了德国前所未有的失业问题。
日益庞大的军火储备迟早要投入使用，只是还需要找到某种理由。“生存空间”说应运而生，成为最名正言顺的理由。“生存空间”一词是希特勒的发明，但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和日本的军事将领也曾表达过类似的说法和观点。根据这一说法，失业和普遍苦难的根源在于缺乏生存空间。少数几个幸运国家占据了所有的海外殖民地和人口稀少的土地，使得其他国家缺乏养活人民所需的自然资源。因此，对外扩张成为解决问题的必由之路，为了纠正过去遗留下来的不公正，必要时不惜动用武力。这就是所谓的“穷国”反对“富国”的理由。
这种推论显然站不住脚，因为大萧条在对德国、意大利和日本造成破坏的同时，也对美国、加拿大、英国造成了破坏。尽管如此，“生存空间”的意识形态有助于将“穷国”的人民团结起来，支持本国政府的扩张主义政策。它还为公开宣称旨在为穷人提供食物、为失业者提供就业的侵略行径提供了似是而非的道德幌子。
这就是张伯伦在1932年观察到的“怀疑”“恐惧”和“倒退”背后的势力。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这些势力彻底打破了20世纪20年代达成的和解，引发了接二连三的危机，最终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