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全球史》：通透历史、穿透细节、看透真相“一战”史
《1916：全球史》：通透历史、穿透细节、看透真相“一战”史
1916年，一个看似普通的一战中期年份，却在英国历史学家基斯·杰弗里的笔下展现出非凡的历史意义。在《1916：全球史》一书中，作者通过详实的史料和深刻的分析，揭示了这一年如何成为影响战后百年政治格局的关键转折点。
英国历史学家基斯·杰弗里所著的《1916：全球史》是一本令人充满好奇的著作。这本书给人最大的悬疑是，明明写的是一个与今天相隔整整一百年的1916年这一个独立的年度，怎么能又冠之以“全球史”这一宏大的主题？一个非常狭小的时间区间，与全球这一硕大的空间区间怎么能够实现完美的匹合？而这本书还有一个同样宏大的副标题：“转折：奠定战后百年政治新格局”。也就是说，作者所瞄准的1916年，不仅牵连着巨大的“全球”这一地理方位，同时，还蝴蝶效应般地影响着“一战”战后的百年政治格局。如此看来，1916年这一个坐标点，在作者的语境里，便在纵横两个方面，给予世界以强烈的影响，横向来看，它在即时的点位上，震荡出全球的波动，从纵向来看，它辐射的能量，波动着一百年后的全球时光，一直到今天的世界风云，都无一例外地与1916年这个年代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联系。
那么，我们必须追问的是，作者在1916年发现了什么？找到了什么决定今天世界格局的蛛丝马迹？
其实1916年正处于“一战”中的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年份，“一战”爆发于1914年，这才是通常情况下，历史的一个正常的节点，之后的1917年，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横空出世，也常常被视着历史的新起点，而夹在这中间的1916年，只能说是“一战”中的一个过渡时代，那么作者从中嗅出了什么样的“一枝先报春消息”？
作为一名英国作者，作者所处的站位显然决定了作者的观感与立论。作者指出，1916年正开启了英国“帝国危机”时期，这种时期一直持续到1922年（P7）。
可以看出，“一战”是一场列强之间的战争，但战争的结果，却出乎这些列强当初发动战争的目的。在战争中，当年的列强被削弱，身上所负载、所掠夺、所守护的历史财富却一件件脱身而去，最典型的是英国，也就是作者所身在的英国，经过“一战”，英国从日不落帝国的辉煌峰顶一蹶不振，它所拥有的遍及全球的殖民地开始了自主与独立的进程，而它的后院也生出了熊熊火焰，正如书中把爱尔兰的1916年复活节起义作为全球史的一部分，因为作者敏锐地看到了这一个英国的后院起火，“打响了分裂主义者摧毁1914年大英帝国的第一枪，并导致丧失了超过百分之二十的国土。”（P7）
在“一战”中始终比那种枪对枪、刀碰刀的战争胶着更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就是列强的影响力的下跌，可以说，在这本书中，作者描述1916年对世界影响几乎透着一个共性的共识，我们不妨把作者的这句话摘录如下，并且依此来仔细品味：
“如果‘英格兰的绝境正是爱尔兰的机会’（正如民族主义的颂歌所宣扬的那样），其他国家的绝境同样为被压迫的、不安于现状的民族主义者（或其他人）提供了利用战时形势的良机。”（P7）
这里我们可以抽象出一个历史发展的规律，“其它国家的绝境，正是自己的机会。”
这一表述，在书中有多种变种。再如，“奥斯曼帝国的绝境就是亚美尼亚的机遇。”（P217）
作者在书中描写的1916年第一个历史事件，是“加里波利大撤退”，这一事件，与二战中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可谓是异曲同工，但在这一事件背景声里，却可以看出大英帝国的雄心以及力不能逮之后所造成的帝国体系的崩溃。加里波利半岛位于土耳其境内，与一战胶着在一起的西线相比，这里应该算得上东线。法国是西线的主战场，作为同是协约国的英国卷入一战，深知声东击西的道理，它明白，要在西线助法国一臂之力，必须在东线分散同盟国的注意力，从土耳其边缘的加里波利半岛登陆，打击隶属于德国阵营的土耳其，能够起到围魏救赵的效果。这是英国的表面策略，但英国还有自己的深谋远虑。法国纠结于西线的本土作战，心无旁鹜于其它地域了，但英国作为一个老牌殖民帝国，它还有更加深远的考量。英国之所以主导加里波利战役，是因为考虑到“大英帝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利益，才促使他们把眼光放到西北欧之外。”（P26）。
但大英帝国在加里波利进展无望，不得不选择了最终的撤退，此撤退，深得《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在“失街亭”之后不得不采取疑兵之计的真传，而大英帝国的真正撤退，也可以由此得到一个象征性的起点。正如书中所说，在一战中，英国的殖民地开启了自主与独立的进程，在加里波利战役中代表英国浴血奋战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军队，认识到自己的国家不是另一个英国，而是一个有着自己命运和历史的独立国家。大英帝国的崩溃，在一战中的突出表现，就是当初挂着英国旗帜去打拼的国家，经过一战，“从附和发展成了伙伴关系”，也就是从跟屁虫关系变成了各自独立的“兄弟”关系。作者深刻地指出：“尽管英国还是那个英国，但有越来越多、包括印度在内的‘国家’作为‘大英帝国代表团’的一部分，分别签署了战后合约。”（P39）
再看奥匈帝国，它是一战中最热衷于战争的大国之一，但经过这场由它直接发起的战争，庞大的奥匈帝国轰然倒塌，在这一帝国里，它要“调和十一种不断要求民族自决的民族群体的政治秩序”（P95），当这一帝国自身面临绝境之时，被框架在这一体系里的民族获得了自治的机会，经过一战，奥匈帝国派出了众多民族自治的国家。这种帝国土崩瓦解、民族国家蜂拥而来的模式，正是大英帝国在一战中体系崩溃的翻版。
同样，俄国在一战中也如出一辙地重演着这一“无法控制种族和民族运动”（P187）的模式。在一战的东线范围内，三大帝国俄罗斯帝国、奥匈帝国、德国“长达四十年的稳定的边界假象”被打破，作者指出“除了东普鲁士最初的几场战役外，前线地区所有的战争都位于东欧的殖民化地带”，也就是说，一战之后，这些殖民化地带，仍是世界上动荡而争端频发的地区，这些地段包括“波兰、乌克兰、白俄罗斯、立陶宛、拉脱维亚、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土耳其以及罗马尼亚”。作者总结道：一战“促使民众中的各个群体起来挑战帝国现状并申明‘民族自决’的权利。”（P188）。
而对于我们中国来说，作者同样用现实的事例，来证明，我们这个东方古国，也借助于列强的争战而获得了难得的机遇。作者专章分析了“一战”在中国的影响，这正是作者在书中屡加申说的一战是一个全球性战争的立论的原因。作者指出：“从1914年秋起，中国领导人也试图从这场冲突中尽可能的获得机遇。革命党人孙中山将这场战争视为中国的机会，因为当时欧洲诸强的注意力在其他地方。”（P209）。作者同样按照他贯穿全书的那个公式对此作了总结：“战争的情况和（双方）民族权利、自由甚至民主的措辞都提高了人们的期望，并为亚洲各地及世界其他地方的民族主义者提供了机遇。”（P219）。
1916年所激发出的民族主义影响深远，虽然时间上有先后，但却毫无例外地决定了今日世界的版图。过去有一部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在这本书中也有提及，这一事实反映了英国意图激发阿拉伯人起义来摧毁德国同盟国奥斯曼帝国的势力，但“阿拉伯人对民族自决的渴望因英法分赃而受到了挫折”，直到二战后，促成1916年阿拉伯起义的“阿拉伯独立”才得以实现（P314），然而，英法出于“利己性”而肆意瓜分阿拉伯的企图，“在战后的许多年里引起了许多政治纠纷和政治交易。”（P313），而这正是当前中东乱局的当代源头。
由此看出，作者在书中，虽然以巨大的篇幅涉及了这一年度里一战中的重大战事，但是作者更以如椽之笔，记录了战争较量背后的心理动机与主观诉求，把一战诸强的“利已性”的阴暗企图勾勒得清晰明了，正所谓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诸强在战争中意外地激发了民族主义的觉醒，最后反而使自己倒蚀了一把米。作者在书中顾及了世界的每一个大洲，每一个地域，甚至包括英国的后院、当时尚未独立的爱尔兰，把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都视着受到1916年一战波及的领域，从而完成了全书的“全球史”的系统陈述，作者在对具体的1916年的战事陈述中，回溯战争引发的背景以及后延影响，从而使得1916年的事件，在时间轴上向前向后延伸拓展，串联起历史的前因后果。全书的每一个章节，作者恪求的写作原则，始终是以前台的战事细节来建构框架，在书中大量采用战争中的当事人的亲见亲历，来复现战争中的血淋淋的真实细节，同时，紧随着作者用申论般的严谨分析，透析引爆战事的政治动因与影响，这本书的耐人寻味的地方正在这里，它表层是沉湎于一起具体的事件，给人亲历亲随的真切感，同时跳出事件本身，议论风声，解透历史事件背后的真相所在，又给了这些事件以明晰的定位与归结，从而通透了历史，穿透了细节，看透了真相。作者对英国自身的批判也是显而易见的。而富有意味的是，书中的一个重要的立论观点，就是欧洲列强在搅乱世界大局的时候，却意外地激发起了被压迫民族的精神觉醒，这一观点，作者却在书中用列宁的观点作了总结：“民族主义的火焰在殖民地和欧洲突然燃烧起来。”（P373）。由此可以看出，作者秉承的一名史学家的史学品质与识见，使他超越了对革命家的偏见与仇视，而认同了列宁对帝国主义的深刻见解，而这种见解，正是我们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教科书式的定论。如此说来，《1916：全球史》与我们旧有的正统的教科书体系并不违拗，可见，历史在不同的语境体系里，还是有着最不谋而合的共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