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未来的法律史和女性史研究画下了基准线
为未来的法律史和女性史研究画下了基准线
《中国的妇女与财产》是美国汉学家白凯（Kathryn Bernhardt）教授的代表作，该书首次系统性地研究了中国历史上女性的财产权利问题。通过分析大量历史案例，白凯教授揭示了中国妇女在财产继承方面的复杂历史演变，以及法律实践与社会惯行之间的张力。
读本书之前对白凯教授知之甚少，读后彻底感受到女性学者的魅力。
《中国的妇女与财产》篇幅不长，却是有着诸多学术贡献的里程碑式著作。
白凯教授选择了之前中国财产权利研究忽略的视角，改变了历史上对中国妇女财产权利的看法，也拓宽和推进了对中国财产继承的认识；
她的研究视角多元化，对宋代以来律例变化、法律实践、社会惯行风俗、中国法制史主流观点都有所涉及，视野宽阔；
她对案例的论述清晰扼要，旁征博引却不堆砌史料，具有超高的学术和文字能力。
作为法律从业者，本书对诉讼案例分析的表述、专业论文的撰写布局、法制史主流观点的分析思路是非常好的借鉴范本；作为女性，本书对我们了解女性继承权的发展，国家政治目的、社会惯行、西方法律对女性继承权施加的影响，会有更清晰的认知。
在这本惜字如金的著作，有许多让我意想不到的发现：
「妇女财产继承视角」许多世纪以来，男子的财产继承权利甚少变化，女子财产权利却是另一幅大相异趣、动态变化的图像，只有把缺失的中国妇女财产权利变化补上，中国财产权利的研究才算完整。
「以案例作为研究资料的原因」帝制时代，前后相继的各朝律例多为措辞上的微妙变化，民国时期，单看民法条文本身容易夸大变化而忽视那些源自西方的法律原则的实际效果。因此，通过研究法庭案件，越过法律条文本身去观察法律的实践，才能更好理解长时段里财产权利的变迁。研究资料包括帝制时代的清代68件财产继承案件原始档案、已出版的法庭判词集、地方官员日记和自传中述录的诉讼案件，民国时期370件继承案件的原始法庭档案。
「旧时骂人的脏词“绝户”」绝户，又称户绝，在唐宋时期有父系的断绝“无后者为户绝”、纳税单位的户的消失两层意义。唐和宋对绝户的双重定义是相同的，但它们对绝户财产处理的政策则不同。根据唐律，父亲亡故且无遗嘱，户绝财产归其女儿；若无女儿则归其父系近亲（兄弟、子侄、叔伯或堂兄弟）；若无父系近亲，则其财产归国家所有。
「婚姻关系对女性继承权的影响」未婚、外嫁、归宗的女儿继承权不同，寡妻、寡妾的财产监护权、祭祀丧葬范围不同。宋代至清代女儿的继承权是“有条件的因缺席而继承”，当子嗣和寡母同时缺席，她对家产才有权利，同时还取决于她父亲的愿望（遗嘱）和国家的现行政策。
「盯着绝户的除了父系宗亲还有国家」书中包含的从宋到清的430个继承案例中，无子家庭宗祧继承诉讼与有子家庭分家诉讼之比是4:1，与分家相比，父系家族的宗祧继承是一个更为突出的法律问题；国家对户绝政策的制定，要满足保障农业生产、抑制土地兼并和满足财政需求者三点，宋代国家把绝户财产，特别是其土地看作一种直接的财政收入。
「民国民法的水土不服」女儿继承权的实施对都市地区的有产阶级产生了最大冲击，城市里中产家庭的女儿们也利用法庭来争取自己的权利；财产诉讼费用昂贵，新法律的普及缓慢，男女平等意识形态对乡村社会的影响微乎其微。
「虚假的男女平等」民国民法将家庭财产归于父亲个人财产，父亲生前分家在法律上定义为赠予，财产赠予的法律为父亲和兄弟提供了一个简便可靠的法律途径来完全剥夺女儿的继承权；新民法支持一夫一妻制，但没有明文禁止纳妾，结果那些为妾的妇女被打入法律的冷宫，既不被承认，也不被禁止；离婚案中，法官倾向于运用这种权利来否决妇女的离婚要求，由此在立法者们宣布的婚姻问题上男女平等的意图与实际的司法实践之间形成差距。
「法律解释对词语释义的影响」清代，寡妇立继未经宗族同意，则犯了“私立”之过，民国初期，寡妇有了立继的排他性权利，“私立”这一用语及相关的种种贬义都不再用于寡妇。1920年代受西方影响的改革者和革命者的话语中，“女子”与“男子”相对时，指广义的女人，当与“儿子”相对时，指的是女儿；而在儒家语境中，“女子”常写作“女”，相对于“妇”，“女”指的是未婚的女儿，“妇”指的是已婚女人，“妇女”是合成词，指的是“已婚的女人和未婚的女儿”。
本书揭示了法律文本和法律实践之间的张力，以及法律规定与社会惯行及人们的思想观念之间的摩擦冲突和调适；填补了帝制时代和民国时期中国财产继承制度的变迁的空白，促进对中国财产权利更完善的理解，“不仅为未来的法律史和女性史研究划下了基准线，还为该领域学者的进一步讨论提供了充足的材料”。
不夸张的说，《中国的妇女与财产》是女性必读的社科书籍，白凯教授的文字带给人的震撼，即是学术之美，逻辑之美，亦是她作为女性学者的力量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