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沿海倭患不断，明朝构建蜘蛛网式防御体系，有力打击了倭寇！
明初沿海倭患不断，明朝构建蜘蛛网式防御体系，有力打击了倭寇！
明朝永乐时期，为了抵御倭寇、维护海疆安全，明成祖在渤海湾沿岸增设卫所，兴建海防营与海口营，派遣水师巡逻，构建了相对完备的海防体系。本文将详细介绍这一防御体系的构建过程及其具体措施。
明太祖时期为抵御倭寇，维护新生王朝的海疆安全，广建沿海卫所，派遣水军士兵巡逻海上，并施行严厉的海禁政策，禁止民间私自出海。和洪武朝一致，永乐时期的海防重点依旧是海岸防御体系的构建，其中沿海卫所承担着主要的防御职责。除此之外，洪永二帝还在渤海湾沿岸兴建海防营，沿海巡检司等和沿海卫所共同抵御倭寇的入侵，拱卫京畿地区的海上安全。
一、增设沿海卫所
卫所制度是明朝前中期最主要的军事制度，其编制和名称出现于元代甚至更早的时期，到明朝时，“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外统之都司，内统于五军都督府”。五军都督府是前、后、左、中、右五个都督府的简称，为全国最高统军衙门。
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于应天府分置五军都督府，统领在京各卫所都司。永乐初年明成祖在北京设立行在五军都督府，永乐十八年（1420）除“行在”，应天都督府加“南京”二字。五军都督府各设左、右二督，为正一品，都督同知，为从一品，都督佥事，正二品。都司全称为都指挥使司，为地方最高军事指挥机构，官秩较之京师都督府要低上两个品级。下设卫指挥使司、千户所、百户所。卫指挥使司设有正三品指挥使一人，从三品指挥同知二人，正四品指挥佥事四人。
每卫下设前、后、左、右、中五所，“大率五千六百人为卫，千一百二十人为千户所，百十有二人为百户所”，百户所下设有两总旗、十小旗等。又有守御千户所，一般设于沿海地区，担有重要的防务职责，不属于卫，而直接归都指挥使司管辖。
卫所制是一种寓兵于农的制度，战时调发从征，闲时开垦种田。对此，朱元璋曾得意地评价道：“吾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早在洪武元年，明政府即置福建泉州卫，卫指挥使司和所属前、后、左、中、右五个千户都在泉州府城内。
洪武四年（1371），置“福州卫指挥使司”，其后兴建沿海卫所无数，至洪武帝朱元璋病逝，明政府在全国尤其是江浙、闽粤等南方海域已建成初步的海防体系。但其海防重点在南方江浙一带，对北部渤海地区并不重视。
直到洪武三十一年（1398）之前，山东沿海仅有乐安卫、青州左卫、莱州卫、登州卫、宁海卫等卫，且兵员多不足配额。洪武三十一年倭寇入侵山东宁海州，由白沙海口登岸，劫掠居人，杀镇抚卢智。此事给明廷以极大震动，洪武帝便于当年五月在山东沿海设置七卫所，“曰安东，曰灵山，曰鳌山，曰大嵩，曰威海，曰成山，曰靖海”。但这些卫所都位于渤海地区外围，洪武朝时对渤海内部海防建设极少。
明成祖朱棣对此颇为忧虑，在“靖难之役”爆发后，便于渤海湾沿岸增设卫所，以增强北平周边地区的海防。明成祖首先兴建的是梁城守御千户所。在
三十三年（1400），明成祖于宝坻县东南一百四十里处兴建了梁城守御千户所，属后军都督府，设有“指挥佥事一员，正千户五员，副千户六员，吏目一员，百户十五员”。
乾隆《宁河县志》卷8《人物》中记载了一个名为于本的人物传记：“于本，江南金坛县人……在梁城招募新军，累功升本所守御千户，仍以百户守御直沽河口”。可见，梁城所主要负责的就是直沽地区的海防。
对于梁城所起到的军事作用，明末著名思想家袁黄做出了很高的评价：“国家所置之城池，有关一方之厉害者，有关系数百里之厉害者，如宝坻之县之城则关系一方之厉害者，一县令守之足矣。梁城之所之城则关系数百里之厉害者。盖海贼登岸，必由梁成所而入，于此不戒，则幕间即薄京城矣，是所守着虽一城，而所庇者则不啻于数十百里也。”其次是天津三卫的建立。
明成祖击败建文帝之后，鉴于当时国内局势，决定迁都北平。为拱卫京畿地区海上安全，为迁都做准备，永乐皇帝继续在渤海湾沿岸增设卫所，其中最重要的是天津三卫的兴建。天津东邻渤海湾，北枕燕山，与京师相毗邻，是渤海地区重要的出海口。永乐初年，南北运河尚未开通，明成祖为加快对北京的建设，为迁都做准备，便将漕粮从江南地区通过海运送至北京。
为保证漕运安全，永乐二年（1404）十一月已未，明成祖朱棣“以直沽海运商舶往来之冲，宜设军卫，且海口田土膏腴，命调缘海诸卫军士屯守”，在直沽设立天津卫。同年十二月，设立天津左卫。
关于天津右卫的设置，史书中有不同的记载。据《明太宗实录》中记载，永乐四年（1406）十一月，“改青州右卫为天津右卫”。而《明史》中却记载山东都司“旧有青州左护卫，后改天津右卫”。两种说法显然存在差异，南开大学李腾飞在其博士论文《天津驻军研究（1368-1840）》中予以考证，证明天津右卫由青州右卫改成。
但不论如何，至永乐四年（1406），天津三卫都已全部建成。据万历朝《河间府志》记载，天津三卫设于静海县真定府，在县治北九十里小直沽，皆有镇抚司、千户所、百户所之设，军卫具体人数如下：“天津卫原额指挥一十八员，千户二十八员，百户四十六员，镇抚司二员，镇抚一员，实在旗军三千七百七十二名，守城操一百四十九名，舍余四百一十二名，余丁六千五百一十四名。
天津左卫原额指挥八员，千户二十八员，百户四十六员，卫镇抚二员，所镇抚一员，实在旗军三千七百七十二名，守城操四百二十二名，舍余三百二十四名，余丁三千三百四十二名；天津右卫原额指挥十一员，千户三十一员，百户四十三员，卫镇抚二员，所镇抚一员，实在旗军二千八百八十三名，守城操二百七名，舍余三百九十二名，余丁三千三百四十二名。”
按照《明史·职官志》的记载，一卫当设指挥使一人，指挥同知二人，指挥佥事四人，卫镇抚二人；一千户所当设正千户一人，副千户二人，所镇抚二人。按照律法标准，每卫当设指挥共七员，千户十五员，但天津三卫人数与标准皆不一致。可见卫所人数只是额定的标准，具体到地方则各自有差。
天津“东邻海，西临河，南通漕栗，北近上都，武备不可一日而弛”，故朱棣在此设卫而不置镇，以加强天津地区的武备建设。但三卫设立后不久海运即废，倭患遂解，“海上无事，虏骑凭陵，遂调赴蓟镇防守”，剩余军士也更加侧重于对漕运的监管。除天津三卫外，永乐皇帝还在渤海湾府级行政区建有通州卫、通州左卫、通州右卫、兴州中屯卫、神武卫、神武中卫、武清卫等。
但除武清卫外，都距海遥远，主要负责陆上防御。武清卫在武清县治东，设于永乐四年（1406），领五所，设有“指挥使二员、指挥同知二员、指挥佥事七员、镇抚三员、经历一员、知事一员、左所正千户二员、百户八员；右所正千户一员、百户六员；中所正千户一员，副千户三员、百户三员；前所正千户一员，副千户二员，百户五员；后所正千户二员，副千户二员，百户五员。
除此之外，永乐时期还在永平府内增设了卢龙卫和抚宁卫，兼管渤海湾海防事宜。“太宗文皇帝入大正统迁都北京，而永平去京师五百里，遂为畿甸重地焉。故建卢龙卫于其南，抚宁卫于其东”。卢龙卫建于永乐四年（1406），在守备厅南。而抚宁卫在县北十里，建于永乐三年（1405）。
二、增置沿海巡检司
巡检司制度始自五代，盛于宋元。元因宋制，巡检司主要作为一种地方捕盗机构而存在，但也有如澎湖巡检司之类的兼管边远地区的特殊形态。在明代，卫所是主要的军事机构，巡检司通常作为卫所制度的补充，但其隶属于当地州县，并非属于卫所，是地方上一种基层组织，常被简称为巡司。明洪武帝起于微末，深知“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之理，对基层小农阶级异常重视。
为加强对基层群众组织的控制，他在地方上设立了里甲制、里老人制，并崇尚乡约、推动地方教化。巡检司制度和里甲制度、里老人制度结合在一起，共同控制县以下的基层。早在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明太祖就于湖广地区设置武昌县赤土矶镇、桃源县白马渡、江夏县浒黄州镇等巡检司，早期设置的巡检司都位于长江中下游地区。
洪武初年，百废待兴，地方治安问题也亟需加强，明太祖便于各地大规模设置巡检司。洪武十年（1377)后，巡检司已有泛滥之势，其具体效果也被朱元璋所质疑。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命吏部考核天下巡检司，“非要地者皆罢之”。这次罢黜的有354个，足可见明初巡检司数量之巨。
洪武二十六年（1393），国朝定制：“凡天下要冲去处，设立巡检司，专一盘诘往来奸细，及贩卖私盐犯人、逃军、逃囚、无引、面生可疑之人。”“凡弓兵在京五城兵马司，在外府州县及巡检司，俱一年更替”，巡检司主要军事力量为弓兵，一般有三十人左右，但如沿海倭乱严重地区也会上百。
其军事长官为巡司，在洪武朝，巡司品秩一度为九品，洪武十七年（1384）十月庚午“改织染、宝泉、杂造、军器等局司狱司、巡检司皆为从九品”，以后遂为定制。巡检司设于天下要冲之地，负责盘查可疑之人，维护地方治安。按照辖区可分为内陆巡检司、沿江巡检司、沿海巡检司三种。沿海巡检司除维护地方治安，还负有抵御海寇之责。
洪武时期渤海湾沿岸设置了五个海口巡检司，负责出入海检查及该地区海上防务。一为新桥海口巡检司，在乐亭县西南三十里，洪武中期开设。一为芦台巡检司，设于宝坻县东南一百二十里，在蓟运河出海口附近，洪武初年开设。其余三个皆在济南府出海口附近，“利津县豊国镇、沾化县久山镇、海丰县大沽河海口各设巡检一员，原编弓兵者百名、少者七八十名常驻地方”。
卫所作为沿海防倭的主体，设于边冲要害之地，主要负责应对大规模军事入侵。而一旦有小股倭寇侵犯，卫所从通讯、调度都要耗费大量时间，会疲于奔命，导致最后徒劳无功。这时就需要巡检司作为补充，洪武二十三年（1389）四月丁酉，朱元璋下诏：“滨海卫所每百户置船二艘，巡逻海上盗贼，巡检司亦如之。”巡检司和卫所士兵共同巡逻海上，相互配合和，协同作战，构成明初海岸防御的主要军事力量。
三、创建海防营与海口营
沿海卫所是明前期抵御倭寇、巩固海疆安全的主要军事力量，但卫所职能繁多，沿海卫所除抵御倭寇外，也负责地方治安、屯田等事宜。为进一步巡捕倭寇，维护京畿地区海疆安全，永乐皇帝在环渤海区域兴建了海防营，专职负责巡捕倭寇。
明政府在山东布政史司兴建了登州、莱州、即墨三个海防营，在渤海湾沿岸兴建了天津海防营以及永平府赤阳、新桥、牛头崖三个海口营。“天津海防右营春防游击将军统操事，本营，永乐二年调补防海操备；天津海防左营秋防游击将军统操事，本营，永乐二年调补防海操备”，是永乐二年（1404）兴建的天津海防营，其将领为游击将军，分为左右二营，原额士兵有三千名。
根据《筹辽朔画》记载：“天津地方委之天津海防营游击，每遇船至，亲自搜查，设有逃军，定以军法示众，本地仍连坐，本舟军官水手人等以罪，”在明后期，天津海防营主要职责为搜查海上往来船只。但在永乐时期，其主要负责陆地防御。
除此之外，明成祖在永平府西南东南兴建了新桥、赤阳、牛头崖三个海口营。弘治《永平府志》中对其地理位置有简要记载：“赤阳海口营，在府城东南一百里，以下三营，俱在海边。时有倭夷出没，每营设官军伍十一员名以备之。新桥海口营，在府城南一百八十里；牛头海口营，在府城东南一百余里。”
具体位置在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有详细记载，赤洋营与牛头崖属抚宁县界：“赤洋营（抚宁县）县东南三十里。有小城，海滨防戍处也。《志》云：营在望海冈西，营西北有满井，随汲随满，大旱亦然。营之西南，即连峰山也。又蒲河营，在县南六十里蒲河海口，东至戴家河四十里，为海口要冲，近设官军戍守。”而新桥海口营则属乐亭县：“新桥营县西南三十里，有城周二里。
《郡志》：新桥海口旧有巡司。”在光绪《乐亭县志》中，记录了三个海口营的设置时间和原因：“新桥镇，旧《志》云即新桥海口，在县南。按《读史方舆纪要》云新桥营在县西南三十里，有城周二里，旧有巡司……与昌黎赤阳、抚宁牛头崖为海口三营，联络巡哨以为防御。旧《志》云永乐七年（1409）倭寇乐亭县设立”。可见，这三个海口营俱设于永乐七年，相互间共同协作，和天津海防营构成拱卫京师的最后一道屏障。
四、总结
永乐迁都北京后，北平布政司改为北直隶，永平、河间、顺天三府也归属于北直隶管辖，其行政区划也有所改变。其次是海运的通行，为加快建设北京城，为迁都做准备，明政府也不得不通过海运从江南地区运粮至直沽，再转运北京。
而无论是维护京畿地区的海上安全还是保证海运的正常进行，都需要加强海防建设。为此明政府在渤海湾沿岸增设卫所，兴建海防营与海口营，在海上也派遣水师巡逻，兴建出了相对完备的海防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