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尔·丹尼特：人类理解力的极限是什么？
丹尼尔·丹尼特：人类理解力的极限是什么？
人类理解力的极限是什么？这是一个困扰哲学家和认知科学家多年的问题。从史前时代到现代社会，人类一直在通过智能设计改变世界，但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是否正在进入一个"后智能设计时代"？本文将探讨人类大脑的认知限制，以及通过语言和合作能否突破这些限制。
如果我们的大脑非常简单，简单到我们可以理解它，那么我们就会变得非常愚笨，愚笨到无法理解我们的大脑。
——爱默生·M.皮尤《人类价值观的生物学起源》
自史前时代以来，人类的理解力一直在稳步增长。四万多年来，我们一直生活在智能设计的时代，我们制造容器、工具、武器、衣物、居所和交通工具，创作音乐、诗歌、艺术品，发明并改进农业实践，以及组织军队。在这些过程中，既有对传统的忠实遵守，也有无心之举式的即兴创作，以及有意的、有目的的系统性研发，还会不定时地出现“灵感迸发”的天才时刻。我们对各领域的智能设计拍手称赞，并从童年起就渴望获得对于我们的创造的认可。上帝的概念，这个我们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的智能设计师，也是人工制品的一种。这说明了我们对社会中的智能设计师多么尊重。
《从细菌到巴赫再回来》[美] 丹尼尔·丹尼特 著冯文婧 / 郭瑞东 译中国纺织出版社2023年12月
我们认识到了这些劳动成果的价值，而人类的法律和传统旨在创造一个人造环境，在那里我们可以保存和增加我们积累的财富。它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环境而不仅仅是一个虚拟世界，但它同样是一个人工制品，我们称之为文明。我们十分清楚，我们与其他物种一样，都有灭绝的可能性。我们可能会全部毁于一次瘟疫或科技灾难，或者换个不这么可怕的说法，我们可能会毁掉当前的文明而回归托马斯·霍布斯（Thomacs Hobbes）笔下的自然状态，在那里，生命是残忍、野蛮且短暂的。然而，我们是否曾想过，这种以具有理解力的人为英雄的时代可能会过去，而与此同时智人还在持续繁衍，比它的名字（有见识的原始人）存在的时间还要长？有一些令人不安的迹象表明由于过度依赖各种可节省劳动力的发明，我们正在变得过度文明化（over civilized），并进入了后智能设计时代（age of post-intelligent design）。
本章开篇的那句话，是皮尤关于使用我们大脑去理解我们大脑这个壮举的充满智慧的反思，这句话被很多其他作者以各种方式进行了引用，而且它很可能被独立地改编过很多次。其中一个变种是我最喜欢的乔治·卡林（George Carlin）所说的一句俏皮话：
很多年间，我一直认为我的大脑是我身体中最重要的器官，直到一天我想到，嗯，看看是谁这么告诉我的！
这背后是否包含着一个重要的真相，或者这只是笛卡尔引力妨碍我们去理解人类意识的另一种方式？乔姆斯基曾提出了一种获得了人们很多关注和支持的区分方式，他认为一方面是我们可以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是我们不能解决的“谜题”。科学和技术已经解决了很多关于物质、能量、引力、电、光合作用、DNA的问题，类似的例子还有潮汐的起因、肺结核、通货膨胀以及气候变化。还有数以千计的其他问题正在得到解决。但无论我们解决问题的科学能力多么高超，总有一些问题是人类的理解力无法触及的，我们将其称为谜题。意识及自由意志占据着乔姆斯基的谜题列表的顶端。一些现在被称为神秘论者的思想家，一直在积极地宣传这一未加辩论的断言。的确有可能系统性地存在人类目前乃至永远都无法触及的谜题，但对于这一令人不安的观点，乔姆斯基及其他神秘论者给出的论据尽管表面上看来是有吸引力的，但实际上并不具有说服力。下面是对“认知闭合”（cognitive closure）论的一种解读：
一个不可否认的生物学事实是，与所有其他动物一样，人类的大脑也是严格受限的。从我们所处的相对超凡的有利位置去观察，我们可以发现鱼类在使用自身的方式时很聪明，但显然它们不具备理解板块运动的能力，而狗也无法理解何为民主。每个生物的大脑都有其自身的认知闭合，对于超出这个范围的很多议题，根本就无法理解和想象（McGinn，1990）。我们两耳之间的器官不是奇迹般的思维实体，而仅仅是大量的受限于物理学和生物学法则的脑组织。
直到此处，这些论据都是关于不容置疑的物理事实的，我对此并没有任何反对意见。然而接下来的论据是这样的：
人类的大脑能够以某种方式不受限于这些自然限制这一假设，是极不符合生物学规范的。这种妄自尊大的假设是前科学时代的遗风。
如果不是因为同样明显的生物学事实，即人类的大脑早已配备了成千上万个思考工具，从而使其认知能力得以成倍增加，这一论据本应是强有力的。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语言是一个关键发明。它通过提供一种能使我们与任何一个拥有思想的聪明人类的认知能力相结合的媒介，扩展了我们的个体认知能力。最聪明的黑猩猩也永远无法与同种群中的其他黑猩猩交换意见，更不用说与数以百万计的已经去世的黑猩猩交流了。
认知闭合论的关键弱点，在于谜题的佳例行踪不定，而且这是它们的一种系统性特点。一旦你设定了一个你认为永远都无法得到解决的问题，你就开启了那个很可能证明你错了的过程，即你提出了一个调查主题。而你提出的问题可能一开始就是错的，这一点很可能会在你试图回答这一问题的过程中得到证实。这种将所问的每个问题“元”化是哲学的自反性求知欲，它几乎可以确保会出现对不同的问题的近似详尽的搜索（有时并不比随机搜索更好，有时则极具导向性），而这一问题会被证明是更明白易懂的。要改进我们对“谜题”的解决方案的搜索，关键就在于不断地提出更好的问题，而这种改进完全超出了任何没有语言的生物的能力范围。“什么是民主？”狗肯定永远不会知道答案，它甚至永远无法理解这个问题。我们能够理解这些问题，这从根本性上改变了我们的探索，将完全无法想象的谜题变成了值得去尝试解决的问题。
也许是考虑到语言实质上具有无限扩展我们理解的能力，乔姆斯基在2014年调整了自己的立场。虽然问题和谜题之间存在“概念上的区分”，“我们接受科学能给我们的最好的解释”，即使我们无法想象它们是如何行得通的。“我们能想出什么，已不再重要。我们已经放弃了对这个问题的探索。”换句话说，语言及由语言支撑的科学工具，使我们获得了关于某些令人不解的现象的一个良好的科学理论。它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理论，尽管我们不能从根本上理解它。这意味着，我们最好接受这一理论，并用通过该理论做出的预测来指导我们的生活，而不必理解它是如何或为何行得通。无论这种转变能否吸引到神秘论者，这仍然是一个有趣的想法。但这是真的吗？
在大脑中下载数千种通过文化获得的思考工具，能够让我们极大地扩展自己的能力，但这难道不是仅仅推迟了认知闭合的到来吗？人类的心智或大脑能够承载多少学校教育？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发现了神秘主义的推测中存在着一个歧义。它所宣称的究竟是存在任何个人都无法理解的谜题，还是存在超出整个人类文明共同理解范围的谜题？分布式理解是指作为群体的我们也许能理解我们中的每个人都无法单独地完全理解的一些事物。这在一些人看来是荒谬的，因为他们相信存在一个能够自己创造一切的智能设计师，一个已经厘清一切问题的天才。这是一个有很多常见变体的主题。一幅来自伦勃朗画室的画，无论在价格上还是在艺术造诣上，都不如伦勃朗本人画的画。小说一般只有一个作者（那些重塑了小说架构的勤奋编辑通常不会得到人们的认可），当创意团队，例如威廉·吉尔伯特（William Gilbert）和阿瑟·沙利文（Arthur Sullivan），以及理查德·罗杰斯（Richard Rodgers）和奥斯卡·汉默斯坦二世（Oscar HammersteinⅡ)获得成功时，他们几乎都是进行了明确分工的，例如一个作词，一个作曲。但几个世纪以来非虚构的合著作品一直很常见，且在如今的科学研究中，由一个作者创作的论文十分罕见。
认知科学的奠基之作之一《行为的计划与结构》（Plans and the Structure of Behavior），是由乔治·米勒、尤金·加兰特（Eugene Galanter）和卡尔·普里布拉姆（Karl Pribram）共同撰写的。它引入了测试-操作-测试-退出单位（Test-Operate-Test-Exit，TOTE）的概念。TOTE单元是反馈循环概念的初步形式，它在从行为主义到认知建模的转变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尽管它在早期有很大的影响力，但如今熟知这一概念的人已很少，曾有一个关于它的著名玩笑话，那就是“写下它的是米勒，将其正式化的是加兰特，而相信它的则是普里布拉姆”。在那时，认为这样的分工是可行且会成功的想法在人们看来是很可笑的，但如今不是了。科学中充满了合作，理解数学的理论家、依赖理论家且不精通数学的实验人员和田野工作人员共同创作了多作者的作品，他们每个人对其中的很多细节只是部分理解。持各部分理解而聚集在一起的其他联合体也取得了很好的发展。
让我们假设存在一本多作者、多卷本的书《意识的科学理论》（The Scientific Theory of Consciousness），它被科学界无可置疑地接受了。这本书将成为关于人类意识的标准教科书，可用于神经科学、心理学、哲学及其他意识在其中占据关键位置的学科中。尽管有人声称已阅读完了整套书，但没有人声称自己完全掌握了其在每个层次上的解释。这是否能被用作支持乔姆斯基的神秘论的证据，说明意识问题仍然是一个谜？因为没有哪个理论家能独自完成对它的构想，或者使意识问题不再可能是神秘论者眼中不可理解的谜题。
随着文明的进步，我们已经得知分工使很多事成为可能。一个人或家庭能够制作简单的房子或独木舟，一个小的社区能够建造谷仓或兽栏，但是建造大教堂或者高速帆船则需要数百名包含数十种工种的工人。如今欧洲粒子物理研究所（CERN）和其他大型科学阵营发表过包含数百名合著者的同行评议论文。通常，没有一个团队成员能够声称对全部工作有全景式的理解，如今我们中最聪明的独立思考者也都明显依赖于其同事提供的专业性反馈和确认。
例如，在1995年证明了费马大定理的英国杰出数学家安德鲁·怀尔斯（Andrew Wiles）,他在数学史上取得的成绩算得上是里程碑式的。但仔细看他证明费马大定理的过程，包括其错误的开始及在第一个版本中没有被注意到的漏洞，我们可以发现这一成就实际上是一个专家交流社群共同努力的成果，他们为了完成证明费马大定理这一创举，既合作又竞争。并且，如果没有众多层次、经过验证的数学成果作为基础，怀尔斯或其他任何人都无法判断该定理是否已被证明。如果你是一个独狼式的数学家，并认为自己已经证明了费马大定理，你不得不考虑这样的分裂——要么是你刚刚完成了对费马大定理的证明，要么是你疯了。因为数学史上有很多杰出的数学家都曾幻想过自己成功地证明了费马大定理，这使你不得不认真考虑后者的可能性。只有同事的认可和随之而来的祝贺可能或可以平息你的焦虑情绪。
即使是因个性及“神圣的灵感”而被珍视的艺术家、诗人或音乐家，也是在深入理解了其前辈的作品之后才创作出自己最好的作品。20世纪的反叛艺术家痴迷于反抗已有艺术，试图创作出超原创性的作品。这些人要么逐渐被历史遗忘了，要么被历史证明了其作品中借鉴前人的部分超过了其愿意承认的比例。画家菲利普·古斯顿（Philip Guston）曾经这样阐述自己是如何从前人的成果中汲取养分来完成创作的：
我相信这是约翰·凯奇（John Cage）曾告诉我的，“当你开始创作时，每个人都在你的画室里，你的过去、朋友、敌人、艺术界，但最重要的是你自己的想法，都在那里。但是当你持续创作时，他们开始逐个地离开，然后只剩你独自一人在那里。然后，如果你是幸运的，你会进入忘我之境”（Guston，2011）。
我们天生拥有的大脑有着怎样的限制？目前，我们可以注意到，无论这个限制是客观存在的还是绝对的，我们都已经发现并在很大程度上完善了一种可以推迟与这一弱点对峙的方案，即系统性合作和非正式合作。群体能够做并（按理）理解那些个人无法做到的事，而我们的大部分能力源于这一发现。在我看来，要想使对这种群体理解的想法的抵制成为可能，只能将理解推至一个神秘的顶峰，但这个顶峰与我们自己和他人用于解决问题和创作杰作的理解几乎无关。这削弱了神秘主义的论据的优势。通过忽视合作理解的力量，这种论据提出了一个过时的议题，它将理解视为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神赐之物，而事实上，这样的事物是极少的。
令自己“清晰而分明”的观点获得完美的理解，是笛卡尔生前非常在意的一件事。他争辩说，为此，他需要证明存在一个仁慈的、万能的且能使人醒悟的上帝。他的思想实验式假设是，如若不然就可能存在一个邪恶的魔鬼试图在他最确信的观念上欺骗他，而这种“原则上的可能性”严格限制了笛卡尔的思考范围。对笛卡尔来说，只有我们为显而易见的数学真理所留存的那种确定性才算作真正的知识（这类真理包括：2+2=4，一个平面三角形有三条边，三角形的内角和等于两个直角），而只有我们对一个最简单的证明中各个步骤的清晰且完全无杂质的理解才能算作完美的理解。笛卡尔依赖上帝作为其论证的验证者，而如今人们依赖众多学者不可能以不同的方式得出同一个错误结论的可能性来说明自己的论证无误。这背后的逻辑类似于当你在航海时至少会携带3个航海计时议，当其显示不一致时，一致的那两个所显示的结果可能是对的。例如，我们倾向于忽视以下事实的重要性：我们有关于很多人在乘法和除法问题上独立得出相同答案这种现象的大量体验，但如果我们没有这方面的体验，那么无论我们对数学的内在必然性或仁慈的上帝的存在进行再多的分析性自省，我们也无法说服自己相信自己的计算。算术是一个完备的计算系统吗？可能是的，因此你愿意以自己的生活为赌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