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到抗战时期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华民族”书写

民国初年到抗战时期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华民族”书写

“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重要的思想转变过程。从梁启超首次提出这一概念，到抗战时期成为全民共识，历史教科书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将探讨民国初年到抗战时期历史教科书中对“中华民族”的书写演变，揭示这一概念如何从学术讨论走向国民认同。

民国初年的探索

1902年，梁启超首次提出“中华民族”概念。在民国初年的历史教科书中，这一概念尚未广泛使用，但“五族共和”的理念已深入人心。例如，商务印书馆1913年出版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历史》强调：“本书编辑之要旨，在使儿童知国家文化之悠久，民族之繁伙，以养成尊重国粹，亲和各族之观念，植中华民国国民之基。”

值得注意的是，191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中学历史教科书》首次在历史教科书中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并指出：“晚清以来，中外大通，列强之侵侮日亟，民国崛起，满清宣布退位，以五族共和为主，此两期中为种族竞争时代。久之而各族同化，实为缔造共和之基。”

五四时期的深化

五四时期，教育改革进一步推动了“中华民族”概念的传播。1922年，北京政府公布《学校系统改革令》，次年又制定《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其中首次将“中华民族”写入官方课程标准。顾颉刚与王钟麟编著的《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中提到：“我们研究本国史时，对于域外的情形，不问它在上古、中古、近古、近世或现代，凡与本国有关系的，总得诠叙它的事类，钩次它的本末，至少要究明它何以与本国发生关系的几要点；同时也要注意本国境内各地域逐步开发的经过。”

这一时期，“中华民族”与“中国民族”两个概念并存，但前者更强调各民族在历史、文化和情感上的联系。李大钊在1924年指出：“民族的区别由其历史与文化之殊异，故不问政治、法律之统一与否，而只在相同的历史和文化之下生存的人民或国民，都可归之为一民族。”

抗战时期的成熟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多次修订历史课程标准，将“中华民族”置于核心地位。这一时期的历史教科书普遍强调中华民族的起源、形成和发展，以及中华文化的贡献。例如，教育部教材用书编辑委员会编的《部编战时补充教材：初级中学本国史》明确指出：“我们敢说中华民族是东亚大陆固有的主人，东亚大陆是中华民族唯一的家乡。”

在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方面，教科书普遍强调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融合过程。余逊的《余氏高中本国史》将中华民族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从上古到民国建立，强调各民族的融合历程。陈登原的《陈氏高中本国史》则特别提到：“中华民族合汉、满、蒙、回、藏、苗六族组合而成。”

在文化贡献方面，教科书普遍强调中华文化的世界意义。《高级中学用：新中华本国史》指出：“我中华民族是东亚大陆文明的开发者，是对世界文明有过重大的贡献者。”这种整体的中华民族观念，对于增强民族认同和团结具有重要意义。

据统计，1933年至少有13560888人学习或接触过历史教科书，加上教师和学生亲友，受众可达数千万。历史教科书在塑造民族认同中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结语

从民国初年的初步探索，到抗战时期的成熟定型，“中华民族”这一概念在历史教科书中的书写演变，见证了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与深化。这一过程不仅体现了学术思想的演进，更反映了国家认同的构建，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