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高：中国经济的上中下三策，要避免滑入下策的不利局面
徐高：中国经济的上中下三策，要避免滑入下策的不利局面
本文是作者在2024年3月13日参加北京大学国发院经济观察报告会时的发言稿。发言因时间限制而未能充分展开讨论，作者在发言稿的基础上进行了补充和修订，赐稿观察者网发布。
事实上，只要中长期的分析框架理清了，就可以比较容易地借助这一框架回答短期问题。我的整体框架说起来很简单，我国在收入分配结构导致消费不足的前提下，当下我国只有上、中、下三策可选。当前我国经济之所以有较大下行压力，根本原因是我们不恰当地走向了下策。下面，我从我国收入分配所导致的消费不足问题讲起。
本文作者徐高在报告会现场
我国的关键问题是消费不足
几年前中央文件讲得很清楚，我国经济面临着供给冲击、需求收缩和预期转弱这三重压力。现在疫情过去了，供给冲击已经消退。但需求收缩和预期转弱这两重压力反而变得更加沉重。
需求收缩不是新问题。从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到现在，我国经济一直面临内需不强的局面。内需不足的背景下，在外需不强的时候，我国经济就会陷入总需求不足、增长乏力的局面。所以说，我国经济长期增长的约束在需求面，而不在供给面。
经济总需求无非来自消费、投资和净出口这三项。其中，消费和投资是内需，净出口是外需。我国需求不足的源头是我国的消费不足，即消费占我国经济的比重太低。
跨国数据显示，在超过1万美元（2005年不变价计算）的各人均GDP水平上，世界各国的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平均都在55%附近。而我国在人均GDP水平上升的同时，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却持续走低，现在比世界平均水平低了差不多15个百分点。就算把政府消费加上，计算我国总消费占GDP比重，也比世界平均水平要低差不多15个百分点。（图表 1）
消费占GDP比重低，意味着经济增长的果实没有充分惠及到居民福利。按道理说，经济增长的目标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主要表现为对更高消费的期待，即吃得更好、穿得更好、玩得更好等等。一个国家消费占GDP的比重如果较低，经济总量增长（反映在GDP上）和老百姓的个人感受之间就会脱节。
因为国民总储蓄被定义为国民总收入减去消费，消费占比低就意味着储蓄占比高——这是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我国目前的储蓄率（储蓄占GDP比重）超过40%，差不多是世界其他国家平均储蓄率的两倍。
在组成内需的消费和投资两块中，消费才是最终需求，而投资只是派生性的需求。一般情况下，投资的目的是获取投资回报。在投资回报率较低的时候，投资意愿会比较低。如果此时收入不能自发从投资者手中转移到消费者手中，变成更多的消费，就会出现消费与投资都弱的内需不足的情况。所以，我国消费占GDP比重长期偏低，就会带来内需的长期不足。
企业部门与居民部门的割裂导致我国储蓄偏高
要分析中国低消费、高储蓄状况的成因，既可以从消费入手，也可以从储蓄切入。这里，我们以我国储蓄为分析对象，揭示我国低消费高储蓄的产生原因。
一个国家的总储蓄来自国家里居民（消费者）、企业和政府三大部门各自做出的储蓄。由于政府储蓄规模一般较小，所以国家总储蓄主要由居民储蓄和企业储蓄两部分构成。居民储蓄就是居民收入减去居民消费。企业储蓄则是企业收入减去企业消费。这里的企业收入是国民经济核算口径的收入，实际上是企业分红之后的利润，而非企业财务报表中的营收。又由于企业消费等于零，所以企业储蓄实际上等于企业分红之后的利润。
在企业储蓄与居民储蓄的跨国比较中，我国的独特性体现得淋漓尽致。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过去10多年的数据中，可以发现企业储蓄和居民储蓄之间有此消彼长的负相关关系：企业储蓄占GDP比重较低的国家，居民储蓄占GDP比重就相对较高；企业储蓄占GDP比重较高的国家，居民储蓄占GDP比重一般就偏低。我国企业储蓄与居民储蓄占GDP比重都很高，而且二者之间缺乏其他大多数国家那样的负相关关系——这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情况形成了明显反差。（图表 2）
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那里，企业储蓄和居民储蓄之所以有负相关关系，是因为当企业股权持有在居民手中时，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之间的收入分配不影响居民的财富水平。我们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加以说明。
假设经济中凭空多了100元的收入。第一种情况下，这100元收入流向了居民部门，并被居民部门存到了银行里。这样，居民部门的资产增加100元（是居民银行存款的增加），居民部门总财富增加100元。
第二种情况下，这100元收入没有流向居民部门，而是流向了企业部门，并被企业部门存到了银行里。这时，企业部门的资产增加100元（企业存款）。但故事到这里还没有结束。随着企业资产的增加，企业的股票价值也会随之增加100元。而如果企业的股权持有在居民部门手里，居民部门的总资产也会增加100元，并最终让居民部门的财富也增加100元。
所以，如果企业部门的股权被居民部门持有，则不管收入是流向居民部门，还是流向企业部门，最终都会变成居民的财富。换言之，只要企业部门的股权在居民部门手里，企业储蓄和居民储蓄就都是居民的财富，收入在企业与居民两大部门之间的分配不影响居民的总财富规模。在经济学里，这个结论叫做“刺穿企业帷幕”（pierce the corporate veil）（图表3）。
但以上结论成立的前提条件是，企业部门的股权要被居民部门持有。大量存在的国有企业使得我国与这一前提条件所要求的状况明显不同。国有企业当然是全民所有的，只不过其股权大部分被国家持有。这样一来，国有企业分红的大部分会流向国家而非流向居民部门，国企分红之后的利润也并没有和居民资产负债表有直接联系，难以起到直接推升居民财富之功能。
当然，国企通过支付工资、缴纳税收、向国家分红等多种形式支持了国民经济发展。但问题是，我国居民部门并不能直接感受到国企对其财富的提升作用。而居民消费水平决定于其财富规模。于是，国企的分红和储蓄对居民消费的带动作用就比较弱。这是我国消费偏低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