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精英的面貌正发生变化, 十分耐人寻味”｜文化纵横
“中国精英的面貌正发生变化, 十分耐人寻味”｜文化纵横
近年来，对教育系统是否还能培养出精英的疑虑在日益扩大。随着高等教育的大规模扩招，中国的教育体系在整体上由精英主义向大众化转型，出现了学历贬值、教育内卷等趋势。与此同时，既有的教育精英作为社会流动机制的获益者，正试图坚守阶层身份以免“下流”，对下一代进行密集养育成为潮流。那么，纵观历史，那些通过教育选拔出来的精英，究竟拥有怎样的家庭出身？他们的出现与时代的需求有何关系？
通过对1865-2014年间教育精英个人资料的梳理，本文聚焦这一群体构成的历史变化，及其与国家发展、社会流动的关系。
1865-1905年：官员与科举成功者子弟垄断
在这一阶段，官员与科举成功者子弟成为了教育精英的垄断者。根据何炳棣的研究，明清时期约1/3的教育精英出身于非教育精英家庭。然而，19世纪中晚期，来自官员家庭或具有中、高等科举功名家庭的子弟的比例从60%上升到了70%，加上来自低级功名家庭的子弟，其比例从近70%扩展到了90%。
1906-1952年：商人和专业技术人士子弟占据垄断地位
从废除科举后到1952年“院系调整”以前，教育精英的社会来源出现了巨大转变。按国民政府教育部1948年的估算，晚清新学制建立以来，中国本土共培养专科以上毕业生26万人左右，其中本科生约16-18万人。这些大学生的家长职业结构与传统时代相差很大，以商人及以金融人士、律师、医生和教师等为主体的专业职业技术人员群体子弟代替了原先的官员子弟，在教育精英中占有明显优势。
1953-1993年：工农无产者子弟成为重要来源
随着院系调整、招生方式和考核标准的改变以及各级教育的扩展，教育精英的社会来源结构进入到了第三个阶段，以往几乎无法进入教育精英阶层的工农无产者子弟迅速成为教育精英最重要的甚至主要的来源。根据一所国家级精英大学（北京大学）、一所地方省级精英大学（苏州大学）1952年以来全部本科生学籍卡所做的研究，由于受“出身照顾”政策的影响，20世纪50、60年代高校新生中工农无产者子弟的比例迅速提高，很快在国家和地方两级都达到了垄断地位。
1994-2014年：有产者子弟优势显现
1993年以后，教育精英的社会来源逐渐呈现出新特征，虽然工农无产者依然占有一定比例，但有产者开始上升。1995年以后高校普遍扩招，在以北大为代表的国家级精英高校中，干部子弟、专业技术人员等新时期的有产者子弟所占比例具有明显优势，是学生来源的主体。工农等劳动群体子弟的比例与80年代相比有所下降，但至少在2000年以前还保持着超过30%的比例且较为稳定。
教育精英来源地的变迁
传统中国的统治阶层深谙教育精英地理来源变化的重要性。自宋代到清代，南方地区虽然牢牢占据着中国文教中心的地位，但国家科考取才仍会以地域为标准进行名额的划分。这种制度的作用下，清代官员的地理来源结构相对广泛和稳定。
民国以后，国家对精英教育系统的掌控程度有所降低，教育精英的地理来源呈现出与晚清大不相同的局面。大多数高校有着强烈的驻地偏好。1952年以后，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系统完成重建，新的大学统招统考制度得以建立。国家不仅统一规制了全国学校的学习内容，还对各级学校进行分等并重新按地区划分名额，更以行政手段明确了招生时依据家庭出身对工农子弟等给予照顾，这一系列的措施使得1952年以后中国教育精英的地理来源模式出现了新转变，精英教育再次覆盖了全国范围的人口。
中西教育精英来源的比较
在中国教育精英经历上述四个阶段、不断改变社会来源主体并维持多样性的同时，西方精英教育长期为财富所有者所垄断。2009年全美有超过半数的精英大学学生来自于收入处于全国前5%的家庭，财富所有者子弟依然是教育精英的主要来源。而中国在近代以来虽然主流知识体系和教育内容基本按照西方标准进行了改造，但客观考试和强调“贤能统治”的体制却得以保留下来。
结论
上述大规模微观数据分析表明，近150年中国教育精英的家庭职业背景和地理分布存在着差异明显的四个不同阶段：第一个阶段为1865-1905年，最显著的特征是教育精英基本由全国性的官员或中高级士绅子弟构成（>70%）；第二个阶段为科举废除后的1906-1952年，此期中国教育精英转为以地方性专业人士和商人子弟为主(>60%)，且集中在京津、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第三个阶段为院系调整后的1953-1993年，来自全国各地的无产阶级子弟成为教育精英的重要来源（≥40%），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第四个阶段是1994-2014年，随着各地有产家庭的迅速增加，其子弟通过重点高中成规模地进入了精英大学，成为教育精英的主体（>50%）。不过，自2015年起，由于以自主招生为代表的新招生制度及改革措施也随之展开，今后中国很可能还会出现第五次教育精英来源模式的调整和新的社会转型。
教育精英不同于其他社会精英的特质对保持社会活力和文化传承有重要作用，为理解中华文明延续和社会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可能。政治或财富精英所具备的是更容易直接代际传递的社会和财富资本，而教育精英所拥有的则主要是文化和人力资本，无法直接继承，相对更依赖个人努力和积累。因此，教育精英群体的转变往往包含了家庭对子女教育的进取性的培养和投资。新兴教育精英群体的形成对社会同样也有可能延续多代的意义。此外，近代以来中国教育精英的来源与各级学校体系紧密关联，而近代学校广泛的地理分布和国家系统教育体系使教育精英的流动和影响覆盖了更广的地域和人口。同时，教育精英比其他精英更认可知识对社会的改造和促进，更重视平衡社会道德责任水平与物质增长的关系。
当下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依赖人力资本，全球“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使得教育精英特质对社会的影响大为加强。从这个角度讲，深入考察中国教育精英之特点连续演变的现象，分析思考其原因和效果，不仅对理解和应对社会等不平等问题、保持社会长期稳健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也可以为全球社会的发展提供一些重要的经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