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维钧与严幼韵：跨越半个世纪的深情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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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维钧与严幼韵：跨越半个世纪的深情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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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维钧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杰出的外交家，凭借他的才智与远见在二十世纪初至中期的复杂国际局势中为中国争得了难得的外交地位。他的外交生涯与个人生活同样引人注目，尤其是他四段婚姻中的第四任妻子严幼韵。

顾维钧出生于1888年，出身书香门第，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自幼他便展现出对外交和国际事务的兴趣。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他早早明白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的紧密关联。父亲常对他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深深地扎根在他心中，成为了他日后投身外交事业的精神动力。

青年时期顾维钧赴美留学，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国际法和外交学。他凭借优异的成绩和出色的表现成为中国近代第一批拥有国际视野的知识分子。在美国的学习经历让他不仅掌握了西方的外交技巧，更为他积累了广泛的人脉资源。

他与世界各地的青年才俊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为他后来的外交生涯奠定了重要基础。回国后顾维钧迅速崭露头角，参与了许多国际会议，并凭借敏锐的洞察力和卓越的谈判技巧在国际舞台上为中国争取了重要的外交成果。

顾维钧的个人生活却与他的职业生涯一样波折，顾维钧的前三段婚姻虽然都与名门望族结缘，但却难言幸福。他的第一任妻子是一段包办婚姻，没有太多感情可言，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顾维钧只能接受父母的安排，但这段婚姻并没有维持太久，最终以和平分手告终。

第二任妻子是当时总理唐绍仪的女儿，这段婚姻给了顾维钧更多的社会资本和影响力，然而婚姻中夹杂着政治和权力的成分使得这段关系并未长久，妻子因病早逝。

顾维钧的第三段婚姻则充满了复杂的情感纠葛，他与第三任妻子黄蕙兰的结合更多的是利益的牵引，而非纯粹的爱情。黄家是当时的名门望族，黄蕙兰更是名副其实的千金小姐，她的家族财富和社会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助力了顾维钧的外交事业。

婚后黄蕙兰作为外交官夫人出现在各大国际场合，为顾维钧的事业铺平了道路。她精通多国语言，交际能力强，帮助顾维钧在国际舞台上获得了不少支持。但是黄蕙兰的奢侈生活方式与顾维钧节俭的生活理念产生了巨大的冲突，夫妻二人的关系逐渐疏远。

顾维钧的内心深处一直渴望一个更加温柔体贴、能理解并支持他的妻子。命运的转折点出现在抗日战争期间，顾维钧遇到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严幼韵。当时严幼韵的第一任丈夫杨光泩作为中国驻外外交官在太平洋战争期间被日军杀害，留下了严幼韵和她的三个孩子。

在战后艰难的岁月里顾维钧给予了严幼韵极大的帮助和关照，他不仅在物质上给予她支持，更在精神上成为她的依靠。严幼韵的女儿突发高烧，严幼韵在无助中求助顾维钧，这一事件成了他们关系进一步升华的关键。

严幼韵从此开始依赖顾维钧，而顾维钧也在她身上找到了他一直以来渴望的温柔与理解。1956年顾维钧决定结束与黄蕙兰的婚姻，并主动辞去在蒋介石手下的职务，这一决定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作为一位声名显赫的外交家，他选择在这个年纪重新追求自己的幸福，尤其是与年纪相差不大的严幼韵结为连理，这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无疑是大胆的。

1959年71岁的顾维钧与54岁的严幼韵举行了婚礼，这段婚姻不仅标志着顾维钧个人生活的一个新起点，也为他晚年生活带来了安宁和幸福。与前几任妻子不同，严幼韵并没有过多地干涉顾维钧的事业，她一直以温婉的态度陪伴在他身边，关心他的身体健康，特别是顾维钧多年的胃病。

严幼韵不仅在日常饮食上精心照顾他，避免刺激性食物，还每晚为他准备一杯热牛奶，帮助他缓解胃部不适，改善睡眠质量。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严幼韵都体现出了无微不至的关怀，这也使得顾维钧在晚年依然保持了良好的健康状态。

严幼韵的付出并非仅限于生活中的琐事，在精神层面她也是顾维钧的重要支持者。尽管顾维钧在晚年逐渐退出了外交舞台，但他仍然对国际局势保持高度关注。严幼韵常常陪伴他散步，聆听他对于国际形势的看法，尽管这些话题对于许多普通女性来说显得晦涩难懂，但严幼韵不仅理解，还时常能与顾维钧探讨一些观点。两人之间的默契和理解超越了单纯的夫妻关系，更多的是知己般的精神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