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抛开历史伟人的身份不谈，毛主席的诗词到底是什么水平？
如果抛开历史伟人的身份不谈，毛主席的诗词到底是什么水平？
毛主席诗词作为中国近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艺术价值和历史意义一直备受关注。本文从多个维度深入分析了毛主席诗词的艺术特色，探讨了其对力的崇尚、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体现、真善美的统一，以及对传统诗词形式的创新运用。通过具体诗词实例和理论分析，展现了毛主席诗词的独特魅力。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指出，我们的认识必须遵循“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路径。然而，在面对毛主席诗词这一独特的研究对象时，我们或许应当采取一种逆向而行的策略，即“从具体综合到抽象”，以期挖掘出潜藏在毛主席诗词深处的那个“抽象的毛主席”形象。
在当前的毛主席诗词研究征途中，我们应当智慧地融合历史主义方法与逻辑分析方法的精髓，既要“充分利用前者所提供的丰富'材料’，也要积极引入后者所提供的锐利'方法’”，使这两者相辅相成，互为表里，从而真正揭示出毛主席诗词中既具体又抽象的毛主席形象。
车尔尼雪夫斯基曾言：“崇高的现象乃是其力量远强于与之比较的其他现象的那个现象。”在毛主席的诗词中，那些巨大的自然景物无不洋溢着这种震撼人心的力度。山，可以面临重围而岿然不动，可以顶天立地、横空出世，更可以倒海翻江卷巨澜、刺破青天锷未残。长江、黄河，这两条蕴含着无限能量的河流，历来都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在毛主席的诗词中反复出现，无疑具有动人心魄的力量。而即便是毛主席诗词中的小意象，也显示出无可超越的力度。
例如，《采桑子·重阳》中的黄花，在战地中分外香，那小小的身躯展示出一种超越生命的力度，从而体现了崇高之美；《卜算子·咏梅》中“悬崖百丈冰”中悄然绽放的梅花亦是如此。这些意象无疑是对“力的崇高”理论的重要补充与丰富。
毛主席与杨开慧的爱情故事，更是后人广为传唱的佳话。毛主席曾为杨开慧写下多首充满激情的情爱诗。1923年，当毛主席离家远赴广州时，杨开慧送行时的离怀别绪深深折磨着这对两情依依的青年夫妻。事后，毛主席写下了《贺新郎·别友》一词，词中情意绵长、如泣如诉。情绪波澜起伏，时而如小桥流水般温柔细腻，时而如惊雷坠地般震撼人心。在“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的悲咽中，猛然涌动起激情的涟漪：“重比翼，和云翥。”夫妻团圆的美好愿望与无限深情寄托其中。
1957年，毛主席又赋《蝶恋花·答李淑一》词，盛赞杨开慧为“骄杨”，“女子为革命丧其元，焉得不骄。”这是多么崇高与自豪的评价啊！作者巧妙地将革命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起来，将对爱妻深切缅怀的个人情感与对中华民族解放事业英勇献身的英烈的热情赞颂相结合，使人与神、地下与天上、现实与幻想和谐统一起来。
这种既崇高博大又缠绵悱恻的情感表达，让人深感震撼。在毛主席的心中，杨开慧永远是那朵永开的杨花、永绿的骄杨，她虽死犹荣，永远是毛主席最亲爱的夫人。直至垂暮之年，毛主席仍深深怀念着杨开慧，明确指出自己《七律·答友人》中的“红霞”是指霞姑杨开慧。可以看出，终其一生，毛主席对杨开慧刻骨铭心的爱始终如一，倍加珍惜。
毛主席诗词，不仅是文学艺术的瑰宝，更是革命精神与乐观主义的生动写照。1958年，郭沫若在对毛主席《蝶恋花》的点评中深刻指出：“这词的精髓并非单纯的怀旧，其核心在于宣扬革命。”他进一步阐释，从毛主席的诗行间，可以感受到革命精神的永恒不灭，以及革命家对生死的超然态度和对革命的深切关怀，这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无疑是对革命者最深沉的鼓舞。
贺敬之在1996年从历史作用的角度，高度评价了毛主席诗词的价值：“中国人民之所以将毛主席诗词视为精神上的珍宝，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这些诗词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了近现代中国活生生的面貌，展现了中华民族在追求解放、富强的艰苦奋斗中，所锤炼出的伟大民族精神。”
沙先贵在《毛主席诗词文化解读》中也强调：“毛主席诗词对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产生了巨大的指导和鼓舞作用，其影响力在中国可谓深入人心。”这些评价，无不彰显了毛主席诗词中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独特魅力。
在毛主席的诗词创作历程中，革命时期无疑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阶段。即便身处艰难困苦的革命环境，毛主席依然能够在其诗词中流露出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风貌，这一点得到了众多研究者的广泛认同。
龙剑宇等在《毛主席的诗词人生》中也提到，毛主席的诗词不仅是他个人情感与心理状态的抒发，更是对革命历程的深刻记录。例如，在长征时期所写的《十六字令三首》，毛主席将笔下的山既视为自然的存在，又比作革命道路上的重重困难，但最终，这些象征着困难的山峦被红军战士英勇地踩在脚下，展现了作者的英雄主义气概和乐观主义精神。
毛主席诗词中，“真”与“善”、“美”的融合，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境界。在解放战争时期，毛主席的诗词创作尤为典型，其中1949年的《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便是佼佼者。这首诗以山喻事，将历史融入诗词，以诗阐述哲理，意境深远，哲理深邃。
“人间正道是沧桑”一句，运用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在面对解放战争的艰难困苦时，诗人引用古典诗句“天若有情天亦老”，透视出新中国即将胜利的光明前景，同时也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即在巨大的革命中不断前进。这种以人间正道隐喻新中国建立的必然性，以及解放战争即将获得全胜的历史规律，是毛主席诗词中真善美统一的具体体现。
善，基于真。在青少年时期，毛主席的诗词隐喻便注重“善”价值观的运用。这一时期的诗词，早已透露出他伟大的世界观和人生价值观，以及立志远大的抱负。童年时期的毛主席，便展现出了对诗词意境的灵性，这是他创作诗词中哲学隐喻真善美统一的萌芽。十四岁时，毛主席创作了《五言诗·咏指甲花》，其文学造诣已经颇为深厚，透露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强烈责任感和爱国之情，其忧国忧民之心可见一斑。
在毛主席的诗词中，山的描写或实或虚，或壮或柔，或寓景于情，或寄情于景，或情景交融。大多数借咏山抒发凌云壮志、博爱情怀、浩然正气、阳刚气势、无所畏惧、岿然不动、气势磅礴的英雄气概。但也不乏抒发轻柔、清丽、闲适和喜悦心情的作品，如《看山》、《莫干山》、《五云山》便是如此。特别是《看山》一诗，寥寥数字便描绘了五座山的景象。
毛主席以轻松的笔调写道：“三上北高峰，杭州一望空。”“三上”说明他多次登上此峰，也表达了他对此峰的喜爱。一个“空”字，将山峰的空漠、辽远、广阔之意尽显无疑。作者登上山峰，眺望杭州，广漠辽阔，一望无际，心情大好。接着，从眺望转为仔细品味五峰，“飞凤亭边树，桃花岭上风”。北高峰与南高峰相对，周围有飞凤亭、桃花岭、扇子岭、美人峰等。“热来寻扇子”，指的是扇子岭；“冷去对美人”，指的是美人峰；“鹰”，又指灵鹫峰。“鹫”，鹰属。“一片飘飘下，欢迎有晚鹰”，灵鹫峰仿佛活化为鹰，飞翔起来欢迎他，这是多么神奇的想象啊！这首诗写于1955年，表达了毛主席因革命和建设所取得的成就而感到的喜悦心情。
在《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中，“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一句，将“国际歌”用“悲”来形容，形式上符合传统词律的要求，内容上则使全词充满了慷慨悲壮、壮怀激烈的高亢气氛。它描绘了工农群众、红军战士高唱着国际歌进行战斗的场景，强化了人们勃发的英姿和崛起的动势，加深了词的恢宏意境，深化了词的内涵和容量，扩大了词的空间。
“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这两句诗，既明确表达了出征的目的和时间，又形象地描绘了红军的气势。红军战士不仅仅是要缚住“鲲鹏”，更是要创造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没有贫穷苦难的新世界，一个人人享有平等、自由和尊严的无产阶级主宰的共产主义新世界。
“狂飙为我从天落”中的“我”，不仅指毛主席自己，更包括广大的中国工农群众，乃至全世界所有的劳苦大众。毛主席以一位革命领导者的无畏豪情，礼赞了广大的工农群众所掀起的这场将席卷全国的革命大风暴，将其描绘成自天而降、铺天盖地之势，必将以雷霆万钧、排山倒海之力，涤荡旧社会的一切污泥浊水，迎来一个全新的世界，预示着无产阶级将主宰世界的未来。
毛主席诗词不仅矫正了新诗发展进程中的偏颇之处，而且巧妙地连接起了被历史洪流割断的文化链条，犹如一束强光，照亮了中国诗歌发展的正确航道，为后世诗人指明了方向。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毛主席诗词更是如同一盏璀璨的航灯，引领着中国诗歌在浩瀚的文海中破浪前行。
从内容层面来看，毛主席诗词为我们树立了一个难以企及的典范。其民族化、大众化的特色尤为显著，不仅在思想情感上与中国人民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更在内容上紧密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贴近时代，使得他的诗词具有了一种难以抗拒的亲和力。
举例来说，有谴责军阀战争、抒发人民怨声的“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有热情讴歌革命战争、展现历史沧桑的“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还有赞美人民创造力、展现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这些诗句，都如同一股股清泉，滋润着中国诗歌的沃土，成为了中国诗歌发展道路上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
在形式和语言上，毛主席更是展现出了超凡的才华。他依古而不泥古，巧妙地在古典形式和语言的框架内自由表达自己的意志和情怀，仿佛戴着镣铐却能跳出深情妙曼的舞蹈。毛主席对古典诗词的形式和汉语言文字的质地美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把握，他深知中国诗歌的传统形式是几千年文化积淀的结晶，是民族文化的瑰宝。
因此，他在创作时总是力求保持这种传统形式的精髓，同时又不失时代感和个人风格。在语言方面，毛主席的遣词用字更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以《水调歌头·游泳》为例，“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中的“飞”、“变”、“立”、“截”、“出”等字，既通俗易懂，又鲜明生动，充分展示了毛主席驾驭语言的高超技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