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 | 龚之允：《艺术与物性》重构论述体系
书评 | 龚之允：《艺术与物性》重构论述体系
2023年春，由美术史家巫鸿教授主持、编著的“中国材质艺术”系列丛书首次面世。巫鸿指出，“材质”不仅是艺术品的物质基础，也是艺术内涵和精神表达的重要媒介。该系列丛书深入探讨了中国艺术中各种材质的历史渊源、文化背景、技术演变以及感官体验等多个维度，旨在揭示材质在艺术创作与审美体验中所承载的丰富内涵与深远价值。
“中国材质艺术”系列丛书拟出版五辑，第一辑《艺术与物性》已于2023年5月出版，第二辑《礼仪与奉献》也于2024年4月出版。
在《艺术与物性》中，巫鸿与海外学者林伟正、刘礼红、黄爱伦专题分析了中国艺术中的玉器、陶器、铜像、石雕、玻璃、瓷器以及当代中国艺术中的“材质艺术”潮流，展示不同材料在中国美术史中的重要性。
重构论述体系
艺术与艺术史的再生
不知不觉历史的时钟已经来到了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艺术史的方法论和叙述方式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早在20世纪80年代，西方学者就已经提出了“艺术史的终结”这一命题，而对于中国艺术史而言，一切才刚刚开始。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原来的书画史、美术史也逐步转化并拓展为艺术史和视觉文化史。原本由古代文人阶层掌握的视觉文化解释权和价值评判标准也逐步变得多元、跨文化、跨学科。
由上海书画出版社策划，巫鸿教授编著，林伟正、刘礼红、黄爱伦三位学者参与的《中国材质艺术：艺术与物性》不仅开拓了艺术史形式分析方法论，更是通过“媒体材料”这一全新的角度，重新揭示中国艺术的本源和独特精神。这对于美术考古与艺术史论的学科互动互益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构建意义。艺术史的叙事构架和逻辑不仅得到重塑，并且很多艺术作品也在这部艺术史中重新焕发其魅力。
中国材质艺术
艺术与物性
巫鸿 编著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23年5月
本书分别从玉石、陶瓷、金铜、玻璃和综合材料这几种不同类别的材质，讨论艺术作品的物理特性，并且阐释了艺术家如何根据材质和相关工艺进行视觉表达，以满足精神性上的需求。从时间轴上看，巫鸿、林伟正、刘礼红、黄爱伦这四位学者按照史前、中古、清代和当代的基本顺序，向读者勾勒出在文明起源和发展的过程中，中国人的艺术意识与材料之间的关系。此外，本书还收录了一百余幅图片，图文并茂地展示了不同材质的艺术工艺与概念的转变，拓展了艺术史方法论的疆界，把艺术史、人类学、科技、中国古代思想等学科有机结合了起来。
20世纪初，中国学者在面对西方艺术史观念的冲击时，提出了“中国画”这一概念，这是对西方殖民主义的抵抗。实际上，在中西方国际地位关系尚且平等的16世纪至18世纪，中国的文化建设者已经通过“媒体材料”这个角度对中西方艺术两大不同的系统进行了论述。乾隆皇帝在评价宫廷西洋画师王致诚时就专门论述了“油画”和“水彩”的问题：
“水彩画意趣深长，处处皆宜，王致诚虽工油画，惜水彩未惬朕意，苟习其法，定能拔萃超群，愿即学之。至于写真传影，则可用油画，朕备知之。”
商代白陶器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藏
绘画是中西方传统艺术框架中共有的艺术门类。中国传统的高雅艺术主要为诗、书、画、印，而西方的传统美术大致为绘画、雕塑和建筑。《中国材质艺术：艺术与物性》则另辟蹊径，讨论了礼器、装饰、当代艺术等不隶属于传统书画体系的艺术作品，进一步强调了艺术物理特性对精神性的加持。巫鸿在书中指出本书的中心议题“材质”，指的是实用材料之外的材料范畴。早期的礼器虽然脱胎于实用器，但古人通过发掘材质的不同属性，以实现非实用的精神诉求。比如书中列举的大汶口文化白陶，分析其厚度可知，陶土材料的薄化，强调了造型美，突出了器物的脆弱性与珍贵性。这是古代“材质”艺术化的一个典型例子。类似的案例还有各种玉琮、玉斧、大型青铜鼎、金铜佛像、玻璃器、瓷器等。很多艺术作品介于用器与礼器之间，是被书画史所忽视的讨论对象，但又始终贯穿于中华文明的艺术场域。对于礼器和藏器价值的发掘讨论，无疑为当下中国甚至世界艺术史的发展，打开了新的视野。
流通性
本书中收录的五篇文章，除了集中讨论“材质”在中国艺术发展中的特性和作用，也反映了艺术的流通性。围绕“材质”的艺术流通性分为几个层次，这些在书中都有比较清晰的论述。
首先是物与人之间的流通。虽然本书收录的古代器物与具体的制作者之间没有特别生动的故事连接，但通过对制作群体、赞助人和供养人群体的考察，仍可以洞察到人与物之间的艺术行为，为艺术特殊意义的附加值进行文化背书。比如在林伟正讨论佛像材质的章节中，通过铭文得知供养人和制作者的心愿，并指出“‘材质’不仅是媒介，也是如实再现佛形象的物质手段”，“材质非但没有降低佛像的神圣性，佛像还因之更能呈现佛于此时此地的在场性，令观者有见佛如晤的宗教体验”。可见人通过对“材质”的特殊处理，营造了特殊的场域，让人的思想能与物的特质相流通。
清乾隆 各种釉彩大瓶 高86.4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其次是物与物之间的流通。巫鸿的关于中国艺术起源的章节中讨论了石器、玉器、金属器和陶器之间形态和图纹的互相借鉴和转化，不同的“材质”能够呈现不同的效果。物与物之间的流通，丰富和拓展了制作的可能性和视觉效果。在刘礼红关于玻璃材质的章节中，作者强调了玻璃透明的特性，能够为容器带来一种灵韵。那种介于物与非物的状态，是玻璃器的特性，而艺术制作的参与者非常在意这种特性，进而改进玻璃工艺和器物形态，丰富了玻璃的艺术运用场景和形态。黄爱伦的关于清代瓷器窑变的章节集中讨论了窑变产生的材质异化和流动效果，以及艺术参与者在工艺和寓意两方面对窑变器进行的文化价值提升。通过本书不同时代的器物材质的讨论，可以得知“材质”之间存在异化、同化和转化。物与物的流通，能够带来艺术创新和新的艺术价值。
钧窑盘 红釉 直径17.7厘米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再次是文化与文化之间的流通。虽然本书主要讨论的是中国的艺术，但巫鸿教授以艺术起源和当代艺术在文化时间轴的两端，向读者展示了千万年之间材质的传承与创新。从当代艺术的各种形态和理念中，读者可以感知汉字、纸张、蚕丝、瓷、火药这些中国原生的材质，在跨越古今的过程中，呈现出不同的状态和精神效用。古代的中国与现代的中国，在内核上有一致性，同时在形式上又有所演进，体现了文化自身的流通性。在林伟正、刘礼红、黄爱伦的文章中，则表达了中国对外来艺术的比较、借鉴和转化，从中可以感知，中国艺术在文明互动中发展，并非孤独的存在。
清雍正时期制五件带玻璃罩的供具盘径21.5厘米，高9.5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图文并重的阐释
中国古代画史，虽然有很高的文史价值，但历代的艺术实物缺失，让很多记录变得不够有说服力。很多古代的艺术理论，后人也仅可通过文字描述来猜测，或者通过零星的出土古画来旁证。巫鸿教授等学者从美术考古的角度出发，以艺术实物为讨论中心，再结合古代文献作证，让艺术史的讨论再次回归到了物质文化史的范畴。在书画体系大行其道的时代，评论家和史学家未曾给予三维立体器物足够的艺术关注，学者们往往从正朔或者道统的角度来衡量钟鼎、佛像、玉石等礼器。根据巫鸿的理论，可以这样理解，在中华文化系统中的“礼器”（衍生出“藏器”）与“用器”出现区分的时候，文艺就有了“材质”概念。“材质”既是“礼”的物化和视觉化，也是视觉艺术的重要起源。通过对艺术实物的“材质”研究，中国的艺术史可以延伸至文明甚至文化的诞生初始。巫鸿根据人类学家艾伦•迪萨纳亚克（Ellen Dissanyake）的理论——非实用性质的“特殊物件”的制作显示了一种艺术行为——推演出，非实用性质的器物的出现“标志了艺术行为在中国文明的产生”。
蔡国强 火药爆破行为表演卡塞尔文献展 1992
批评
虽然巫鸿、林伟正、刘礼红、黄爱伦通过不同的角度和材质，论述了书画体系之外的中国艺术创作，对于重构中国艺术史有重要的意义，但本书对书画体系中的水墨、设色、绢本、纸本没有太多着墨，似乎有刻意回避的意味。试想，如果能够把书画体系中的材质也纳入进来，让读者进行比较，也许更具批判性。此外，刘礼红和黄爱伦的文章试图总结玻璃和窑变的材质特性，而在巫鸿和林伟正的文章中，由于涉猎的材质不止一种，而弱化了对于不同材料特性的讨论。设想，如果按照材料和媒介本身来布局文章，是否能更加凸显材质的存在逻辑呢？比如专门论述玉石的温婉永恒、黄金的闪耀不朽、玻璃水晶的璀璨夺目，最后再以当代艺术的综合呈现收尾，也许更有力度。最后，编著本书的学者们虽然提出了艺术行为这一概念以论证其作为中国文明产生的标志，但非实用器（礼器和藏器）的特殊性是否能与艺术性对等，这是值得商榷的。尽管如此，瑕不掩瑜，本书是“中国材质艺术”系列的首辑，可以想见，在后续的论著中，学者们会对以上问题进行回应和调整。
总的来说，虽然《艺术与物性》讨论了艺术物体的“材质”，最终讨论的和意义的落脚点是人的创造力——基于物质的精神性追求。巫鸿、林伟正、刘礼红、黄爱伦从各自的专业角度出发，拉近了人类学、美术考古、科技史和艺术史的距离，拓展了艺术史的疆界，丰富了中国文明的论述逻辑和内涵。该书的发表，对于业界无疑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
中国材质艺术
礼仪与奉献
巫鸿 编著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24年4月
注释：
[1] 1983年德国艺术史学者Hans Belting出版了专著《艺术史的终结？》[Das Ende der Kunstgeschichte?] 标志着传统艺术史以时代精神特点为中心的内在逻辑的实效。
[2] 樊国樑:《燕京开教略》，北京救世堂，中篇，1905年，第74页。
[3] 巫鸿：《“材质”与中国艺术的起源》，《中国材质艺术：艺术与物性》，巫鸿编著，上海书画出版社2023年。
[4] 巫鸿：《“材质”与中国艺术的起源》，第10页。
*作者龚之允，英国独角兽出版集团副社长、英国萨塞克斯大学艺术史博士、讲师，本文刊登于艺术当代202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