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中东路事件中东北军的惨败，对后来历史走向产生了怎样影响
1929年中东路事件中东北军的惨败，对后来历史走向产生了怎样影响
1929年中东路事件是中苏两国在东北地区的一次重大冲突，这场持续近5个月的军事冲突以中国东北军的惨败告终。这场战争不仅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更重要的是，它对后来的历史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特别是加速了九一八事变的进程。
1929年7月，中国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学良，因为以武力强行收回当时为苏联掌握的中东铁路部分管理权，而与苏联发生了冲突。这场中苏冲突总共持续近5个月之久，其中大规模武装冲突从1929年10月中旬开始，主要是苏联军队对中国东北边防军采取大规模军事进攻行动，持续近两个月。战争分东西两线，两个战场。东线主要发生在黑龙江与松花江汇合处的同江、富锦地区和黑龙江东部的密山地区；西线集中在内蒙古的满洲里和海拉尔地区。双方动用的一线兵力超过20万，使用了重炮、坦克、飞机和军舰等重型装备。
中东铁路
苏联在1929年10月～11月对中国边境的东北边防军采取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行动，主要基于如下考虑：
（1）彻底扭转长期被动应付的局面，掌握战略主动权，以战逼和。
（2）时机有利：1929年10月苏英复交，西线已无后顾之忧；西方大国特别是日本无意直接介入苏中冲突；10月10日蒋介石对冯玉祥开战，南京政府不仅未能兑现“出兵十万”援助张学良的诺言，反而要求张学良调兵入关援蒋，南京与奉张的内部矛盾加深，苏方有机可乘，而且此时采取军事行动亦可牵制奉张援蒋打冯。
（三）素主对华强硬的斯大林在党内斗争中获胜，有助于苏俄中央统一事权，集中指挥，协调行动。苏联的军事行动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早在1929年8月，斯大林就中国问题给莫洛托夫的信中即以指出：问题不单是要以这样或那样方式结束“冲突”，还在于自己要以坚定的立场彻底揭露作为帝国主义走狗政府的蒋介石政府，败坏他的威信，因为帝国主义走狗们都想成为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族政府”的典范，毫无疑问，蒋介石政府同苏联政府的每一次冲突，以及蒋介石做出的每一个让步（他已经开始让步了）都是对蒋介石政府的打击。这既可以揭露作为帝国主义走狗政府的蒋介石政府，又利于开展对殖民地工人（主要是中国工人）的教育事业。”1929年12月5日，斯大林又致函莫洛托夫说：“我们不可能采取其他行动，要让他们知道布尔什维克的厉害！我想中国的地主分子不会忘记我们的远东人给他们的切切实实的教训。”
至1929年11月下旬，这场中东铁路冲突事件最终以中国东北军惨败而告结束。此次中东路军事冲突造成东北军伤亡2000名，被俘7000余名。而胜利者苏军的伤亡则要轻得多，被击毙143人，失踪4人，受伤665人。
1929年12月22日中苏签订《伯力协定》，协议规定两国立即息争，中东铁路恢复中苏合办，苏军尽速退出满洲里，彼此释放所俘军民，重设领事馆。议定书恢复了苏联在1929年7月10日以前在中东铁路的一切权益，“中东路事件”基本得到解决。
东北军
那1929年中东路事件中东北军的惨败，对后来历史走向产生了怎样影响？
首先，中东路事件中东北军惨败给苏军，造成东北军损兵折将、元气大伤。也让一旁观战的日本不但摸透了东北军的实力，而且通过中东路事件中南京国民政府的反应，进一步步认清了中国国内局势 ，在中苏之间的冲突中 ，南京国民政府并未出兵相助 。中国这时远未实现统一，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不仅不具备动员全国对外抗战的能力 ，甚至还不具备这种公众号召力 。 由于地方实力派依旧各自为政 ，南京的中央正统地位还在受到挑战 ，在中东路事件爆发时 ，蒋介石正陷入蒋冯战争中不能自拔 ，根本无力支援东北 。
蒋介石无力动员全国之力援助东北对抗 苏联 ，只能依靠东北地方当局自己应付。由此日本得出结论 ：“中国的内部不统一 ， 根本无力御外 ，一旦东北发生变故 ，南京方面也无可奈何 ”。
因此日本 “九一八事变”之时，正值 国民党“宁粤之争”的紧要关头 。此时发动事变，南京只能在国际上呼吁制裁日本 。军事上却毫无所 为。 国民政府在其官方文献中也不得不承认 “ 苏联在中东路事件中获胜 ，使日本认识中国之可欺 ，自是不断惹是生非 ，制造纠纷 ，以便藉口逞 凶，实现侵略中国的野心”。
中国东北在２０世纪初期 ，中 、 日、苏三方力量纠缠在一起 ，形 势错综复杂 ，如何处理好与日本和苏联的关系是东北地方当局面临的严峻问题 。 不仅关系到东北地方当局 的命运 ，更关乎整个中国的命 运。 张学良面对这种复杂形 势的处理无疑是失败的 ，他 发动的 中东路事 件 ，破坏了东北亚原有的格 局 ， 暴露了东北军的弱点 ，使日本进 一步认清中国形势 ，加速了九一八事变的进程 。
其次，中东路事件给张学良留下了较严重的后遗症，以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着张学良的政治判断和决策。
而东北军这次外战的迅速惨败，暴露了东北军外强中干的实际情况，使得张学良认识到在中国相对实力雄厚的东北军在外战中依旧不堪一击，深感失败屈辱的张学良认定东北军实力不够， 难以与在东北的苏、日势力进行军事对抗，畏惧外战思想从此形成。
而且，东北军与苏军作战都打不过，更何况要面对比苏军更加强大的日 军。 正如张学良在晚年回忆中所强调的中国没有力量跟日本打， 因此在对日交涉中他一直保持低调，不给日军侵略借口，不敢再进行一场对日战争。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 张学良抵抗行动不坚决，其中他试图通过全国抗战来保存东北军实力是很重要的原因 。
1931年9月19日 凌晨，张学良接到东北军参谋长荣臻的电话后，立即召开军事会议并发表讲话： “日人图谋东北由来已久，这次挑衅的举动，来势很大，可能再兴起大的战争。我们军人的天职，守土有责，本应和他们一拼，不过日 军不仅仅是一个联队，它全国的兵力可以源源而来，绝非我一人及东北一隅之力所能应付。”
张学良在会见力主对日抵抗的东北军官兵时再次重申其立场：“我爱中国，更爱东北。如果失去东北，我心永远不安。但余实不愿用他人的生命财产为余个人牺牲， 更不愿以多年相随、屡共患难的部属生命博余一人民族英雄的头衔。 ”
所以，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凶悍的日军，张学良担心东北军孤军作战，出现无谓的牺牲，提出了全国抗战的主张。希望全国共同抵抗日 本的侵略，并代表东北军向中央政府提出 建议， “应对日本采取强硬态度，直接抵抗日本侵略。同时提出若出现全国抗战东北军在最前线作战是义不容辞的”。 张学良就此打了个比方， “如果是玉碎(全国抗战)尚可，若是瓦碎(单独抗战)则不必”。
他还对王卓然（东北大学教授，曾担任张学良子女的家庭教师）透露自 己 的忧虑： “若是中央有决心抗日 ，应向日本宣战，动员 全国力量与日本一拼。我是有决心亲临前线的，战死了比活着受全国人唾骂好得多。人反正有一死，你晓得我是不怕死的，就怕南京假抵抗，真谋和，那我就没有办法了。 ”因此，无论是蒋介石还是顾维钧都屡次向张学良强调锦州 的重要战略地位，如果守住锦州 ，则日军有所顾忌，关系东北的存亡。顾维钧还联合宋子文致电敦促张学良：“现在日人如进兵锦州，兄为国家计，为兄个人前途计，自当力排困难，期能抵御。”
南京方面一再要求张学良固守锦州，张学良也表示要固守，但是强调东北军实力劣于日军，南京政府必须给予军事援助，呼吁全国抗战。 南京政府向张学良发出 了 三次“死守锦州 ”的命令， 张学良也向 南京政府三次请援，不想单独抗战，双方各执一词， 互不合作，最终导致了锦州的沦陷。后来的热河失守， 主要原因也是张学良抵抗不力。
参考文献：《试析“中东路事件”对“九一八事变”的影响》、《张学良对“九一八事变”的责任及不抵抗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