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万历皇帝：到底是“昏君”还是“明君”？
历史上的万历皇帝：到底是“昏君”还是“明君”？
明神宗朱翊钧，即万历皇帝，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其统治时期长达48年。他前期开创了“万历中兴”的局面，但后期却沉迷酒色，不理朝政，导致明朝国力逐渐衰落。那么，这位既有功也有过的万历皇帝，究竟是“昏君”还是“明君”？
明神宗的性格
俗话说，“性格决定命运”。明神宗六岁即皇帝位，如果按周岁来算的话只有五岁。这样的年龄就坐上了帝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明神宗的性格。
明神宗朱翊钧的性格相当复杂，既有雄心壮志的一面，也有逃避现实、耽于逸乐的一面。这种性格的形成，受到了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首先，从朱翊钧的成长环境来看，他自幼受到严格的宫廷教育和规范，这塑造了他具有权威和决断力的一面。
然而，过度的宫廷规矩和繁重的政务压力也让他感到压抑和束缚，这是他后来选择逃避朝政、耽于逸乐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朱翊钧在位初期曾励精图治，推行改革，这显示出他具有改革意识和进取心。
然而，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矛盾的激化，他逐渐感到力不从心，对朝政事务产生了厌倦和抵触情绪。这种心理变化使得他更加倾向于逃避现实，追求个人的享乐和安逸。
此外，朱翊钧的性格还受到了身边人的影响。例如，他的母亲李贵妃和宠臣冯保等人对他的成长和性格塑造起到了关键作用。
李贵妃的强势和干预使得朱翊钧在性格上更加依赖他人，而冯保等人的狡诈和权谋则让他学会了权力和利益的重要性。这些经历都对他的性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最后，明朝的政治环境和文化传统也对朱翊钧的性格产生了影响。
明朝中后期，官僚腐败、权力斗争激烈，这种政治环境使得朱翊钧对朝政事务产生了厌倦和抵触情绪。同时，儒家文化的影响也使得他在面对困境时更加倾向于选择逃避和妥协。
这种性格的复杂性使得他在统治期间既能够推行改革、促进发展，但也面临着逃避现实、耽于逸乐的困境。
万历中兴
明神宗朱翊钧即位初年，年仅6岁，因此由他的母亲慈圣太后暂时掌管政务，后全权交给内阁首辅张居正来主持裁决。
张居正在这一时期推行了多项改革措施。
他在经济上实行“一条鞭法”，简化税制，促进商品经济和货币关系的发展；在政治上整饬吏治，任用贤臣，并推行“考成法”考核各级官员，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在军事上任命名将如戚继光和李成梁等抵御边疆的侵扰，巩固国防力量。
此外，他还推行了一系列水利改革，如由潘季驯四次治河，成效显著。
这些改革措施使得国家收入大增，商品经济空前繁荣，科学巨匠迭出，社会风尚呈现出活泼开放的新鲜气息。
但是，随着明神宗逐渐成年，他开始慢慢疏远张居正。
张居正是万历帝年少时期的老师，对他进行了严格的教育和管束。然而，随着万历帝的成长，他开始追求个人的自由和独立，对张居正的严格管束和告状行为产生了反感。这种反感情绪逐渐积累，导致他对张居正的信任和尊重逐渐减少。
张居正在政治上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这些措施虽然对国家的发展有利，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皇权，侵犯了万历帝的个人权益。万历帝在亲政后，希望能够掌握更多的权力，与张居正在政治上的分歧和冲突逐渐显现。
张居正虽然是一个有能力的政治家和改革家，但他的个人性格和行为也存在一些问题。他有时表现得过于专断和霸道，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这使得他在朝廷中得罪了一些人，也影响了万历帝对他的看法。
在万历帝成年后，他开始亲政，并逐渐疏远张居正等改革派官员。同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萌芽，社会矛盾逐渐激化，农民起义和市民暴动频繁发生。
因此，张居正虽然帮助明朝暂时从混乱中走了出来，但是这种局面并没有维持住。随着他的去世，明朝很快又恢复了之前的混乱，逐渐走向衰落。
国本之争
明神宗在位时期，明朝的发展有两个重大的转折。其一是万历十年张居正病逝，其二便是国本之争。这两件事情直接导致了明朝原本蒸蒸日上的态势陷入危机。
明神宗朱翊钧的“国本之争”是明朝历史上一次重要的政治事件。
明神宗朱翊钧在位期间，面临着皇位继承的问题。他并不想要将自己的长子朱常洛立为继承人，反而想要将郑贵妃所生的福王朱常洵立为太子。这一点引起了朝中文官集团的强烈反对，因此太子之位便一直没有确立。
由于他长时间没有确定继承人，导致朝廷内外对皇位继承人的猜测和争议不断。
到了明朝中后期，皇权与文官集团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文官集团希望通过立储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而皇帝则希望保持对皇位的绝对控制。
明神宗朱翊钧本人对皇位继承的态度不明确，加上他对权力的热衷和对政务的逃避，使得皇位继承问题更加复杂。
随着明神宗朱翊钧在位时间的延长，朝臣们开始纷纷上书请求立储。他们援引传统立储法度，要求册立庶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
然而，明神宗朱翊钧对朝臣的请求置若罔闻，拖延不立储。他既不愿意放弃对皇位的绝对控制，也不愿意得罪文官集团。
随着立储问题的拖延，朝廷内部的党争也愈发激烈。支持朱常洛的东林党人与支持郑贵妃所生的福王朱常洵的势力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在经过长达15年的争论后，明神宗朱翊钧最终在李太后的干预下，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册立朱常洛为皇太子，结束了“国本之争”。
朱常洛被册立为皇太子，成为了明朝的合法继承人。这标志着“国本之争”的结束。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文官集团在“国本之争”中取得了胜利。他们通过坚持立储请求，最终使朱常洛成为皇太子，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明神宗朱翊钧在“国本之争”中的拖延和妥协，使得他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限制。皇太子朱常洛的册立，意味着皇权不再是皇帝一个人的事情，而是需要考虑到文官集团和朝廷内外的意见。
万历三大征
在明神宗朱翊钧在位期间，明朝发生了几次重要的战争，其中最著名的是万历三大征。
万历三大征指的是明朝在万历年间（1573-1620年）发动的三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分别是宁夏之役、朝鲜之役和播州之役。
宁夏之役：这场战役发生在1592年，主要是镇压蒙古人哱拜在宁夏地区的叛乱。
哱拜原是在嘉靖年间投降明朝的蒙古首领，后来他在宁夏地区势力逐渐扩大。明朝廷派遣李如松为宁夏总兵，经过数次战斗后，成功包围并攻占了宁夏城，平定了哱拜的叛乱。
朝鲜之役：这场战役发生在1592年至1600年，主要是对抗日本丰臣秀吉政权入侵朝鲜。
丰臣秀吉企图先征服朝鲜，再进一步侵略中国。明朝派遣李如松、麻贵等将领率军援朝，经过艰苦的战斗，最终成功地将日本军队赶出朝鲜，维护了朝鲜和明朝的安全。
播州之役：这场战役发生在1600年，主要是平定贵州播州地区土司杨应龙的叛乱。杨应龙在播州地区割据一方，与明朝廷长期对抗。明朝派遣李化龙为总兵，经过多次战斗后，成功平定了杨应龙的叛乱，恢复了明朝在播州地区的统治。
这三次战役都以明朝的胜利告终，不仅维护了明朝的国家安全和统一，也巩固了明朝在东亚地区的地位。同时，这三次战役也展示了明朝在军事、政治和经济等各方面的实力和优势。
不过，除了万历三大征外，万历时期还有两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分别是发生在1583年至1606年的明缅战争，以及1619年与后金的萨尔浒之战。这两场战役的结果，都是明朝失败。
尤其是萨尔浒之战，在明朝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后人评价说“明朝之亡，实亡于神宗”，这场战役就是最关键的一点。
1618年，女真族的首领，后来的清太祖努尔哈赤建立了后金政权（清朝前身）。
1619年，明朝与后金之间爆发了一系列的冲突，在关键的萨尔浒一战中，明朝大败。
明朝在辽东的主力部队近乎全军覆没，丧失了在辽东战场的主动权。这场战役的失败使得明朝在辽东地区的战略地位大幅下降，后金逐渐占据了优势地位，并最终夺取了辽东地区的控制权。
而且，为了应对萨尔浒之战及其后的战争，明朝不得不增加赋税和军费开支，这给百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同时，由于战争的破坏和掠夺，辽东地区的经济也遭受了巨大的损失，进一步加剧了明朝的经济困境。
萨尔浒之战的失败暴露了明朝政治上的腐败和统治危机。明朝在战争中的失败，与其说是军事上的失败，不如说是政治上的失败。明朝朝廷内部存在着严重的贪污腐败、权力斗争和军事指挥失误等问题，这些问题在萨尔浒之战中得到了充分的暴露。
这一切，都为之后明朝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结语
从明神宗初期的表现来看，他确有改革进取的心思，也做出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他对于权力的病态执着，让他和明朝中后期强势的文官集团之间爆发了强烈的冲突，从而为后事埋下伏笔。
如果只是如此，那明神宗称不上“明君”，但也勉强可以在后世留下一个“守成之主”的名声。毕竟历史上沉迷享乐、懒政怠政的皇帝也不在少数，大多都没有冠以“昏君”的名头。
关键在于，就在他在位时期，努尔哈赤统一了女真各部，和明朝爆发了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并且战而胜之。
这一点，就让很多人对明神宗多了许多非议。
但是封建体制的弊端和局限就在此处，无法避免一个由盛而衰的过程。明神宗处在王朝晚期，恰巧又遇上了刚刚兴起的战力彪悍的游牧民族女真族，只能说时也命也。
亦或是，明神宗在位初期怠政，而后期勤政，恐怕评价会有所不同。
毕竟，好人做一件坏事就会身败名裂，而坏人做一件好事，往往会被认为是“浪子回头”。